张高丽挂帅 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高配打破行政壁垒

　　 （原标题：京津冀半年记）

　　确切地说，是191天。

　　从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总动员令”算起，到这份京津冀周刊付梓出版，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老生常谈了30年的京津冀一体化，换了人间。人们私底下给京津冀一体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一号工程。

　　一声令下，三地计不旋踵。北京列出产业“负面清单”，大红门、动批、汽配城外迁扣弦，治不好大气污染“提头来见”；天津与北京签下“1+5”合作协议；河北省省长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

　　顶层设计仍在路上，撞线在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已经出任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并有常设的办公室。三大国家版的京津冀规划即将公布，这是人们一直在等的“东风”。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京津冀一体化从概念到落地历时近30年，直到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坐标，最高决策层亲自坐镇，三地协同发展才时至势成。

　　靡不有初。京津冀大步流星的这半年，自当不言初胜，以期善始善终。

　　 政策篇

　　当京津冀成为“一号工程”后，不破不立成为奉行的原则，而破与立的分寸拿捏，既需要顶层设计，也亟待细化政策的助推，这也恰恰是京津冀一体化半年来的最大看点。

　　 顶层设计在路上

　　 顶层高配

　　2月26日，胶着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总动员令”，终于告别“纸上谈兵”，进入实质性提速阶段。当天，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一周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至此，这一战略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有了最高决策层背书，京津冀无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河北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服务首都功能疏解、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在一片利好中三地蠢动，而8月初，关于“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的消息，无疑又给正在新关系中摸索的京津冀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当然，更受到关注的是，在领导小组中，张高丽担任组长。

　　作为规格最高的区域经济发展小组之一，在不少业内专家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使京津冀一体化正式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就建议：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需要一个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还需要在整个协调机制上进一步把它的职责和事权明确化，把事权、财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起来，才能够对这个地区的整体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遍地星火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部委、三地政府也开始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政策先行是为了尽快推进一体化战略，为了抢占其中商机，当然也多少反映出各方不甘落于人后的急迫。

　　虽然京津冀全面一体化路径尚存争议，但交通先行却始终目标明确，所以也成为近期动作最多的领域。北京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就着力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双方商定：抓紧建立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协调机制，研究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一张图”。

　　随后，业内传出消息，交通运输部已经成立了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部长杨传堂亲任组长。事实上，杨传堂一直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中担当重要角色，仅6月就先后三次在三地进行调研。

　　交通之外，空气治理、科技、医疗等领域的协同发展也都在稳步推进。4月，京津冀签署《北京市科委、天津市科委、河北省科技厅共同推动京津冀国际科技合作框架协议》；5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今年在污染排放和研究控制机动车使用强度政策等方面的工作重点和具体细则。

　　天津、河北需求颇高的医疗领域也成为三地合作的重点，6月17日，北京市卫计委、天津市卫生局、河北省卫计委在京共同签署了“京津冀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突发事件信息通报制度”，第一时间将突发信息通报另外两方，开展协调处置。7月1日，通关一体化相关改革也在京津海关启动实施，10月前扩大至石家庄海关，实现京津冀海关的全面推开。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已出台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远不止上述领域，三地签署的合作协议覆盖面更是非常广泛，但无论政策还是协议，不少内容仍较为笼统，可操作性有待提升。

　　 翘首东风

　　种种迹象表明，在“先行先试”的地方间协议签订热潮之后，国家层面的京津冀一体化三大总领性规划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同步出台。据悉，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分成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总体规划，再加交通和环保领域的两个专业规划。

　　早在5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已经形成了相关的调研报告。8月初，国家版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再度发出了出台在即的信号，当时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在发布的《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提到下半年区域经济重点工作安排：提出加强区域规划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高度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抓紧推进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

　　更有参与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进程的相关人士透露，原本计划于6月底出台的上述三个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制定的最后阶段，即将上报国务院，获得批复后公布。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将提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个重大改革举措和财政、产业、投资、人口、社保、生态、环保、土地等具体保障措施。

　　众所周知，京津冀一体化不单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还意味着将在国家发展中成为新的增长极，如此大规模的规划出台，势必需要中央的统一协调，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政策的爆发，京津冀“是一大盘棋，不是各打小算盘”亦不会太遥远。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王晔君

　　 产业篇

　　在过去这半年，产业转移还在摸石头过河，但已经打开了想象空间，有的企业起死回生，有的企业水土不服，有的企业仍在观望，但这不妨碍一场产业大迁徙已在叩打京津冀的门环。

　　 产业迁徙始破冰

　　 取长补短

　　京津冀一体化，三地的产业版图重构已是必答题。北京要从“摊大饼”脱身，天津要做强自己的优势，河北要同时做加减法，彼此的诉求如何匹配，除了要“动利益”，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做决定，让市场纠正“错配”，让市场发现“适配”。

　　京津冀经济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人所共知。以人均GDP衡量，河北6300美元左右，不及北京、天津的一半。按照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理论，彼之砒霜，我之蜜糖。京津的主导产业将以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为主，河北的优势在于发展“草根”产业，拾级而上。三地都要找对自己的企业，企业也要找对自己的土壤。

　　7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出台。根据要求，除传统的一般制造业外，京城核心区还将禁止新建和扩建高等学校、大型医院，严格限制酒店、写字楼、展览馆。

　　与此同时，2014年上半年河北省重新规范和整合开发区布局，形成196个升级开发区平台，用于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196个升级开发区全部对北京敞开大门，分门别类地开放，一旦有产业需要落地，适合去哪个开发区就去哪个。”河北省商务厅巡视员史玉强表示。

　　天津在产业搬迁中承上启下，一方面与北京企业洽谈落户入津，另一方面又将自身一部分企业向河北转移。

　　也有不少民众担心污染随着企业一起搬迁，经济发展了，环境却大不如前。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徐逢贤表示，实际上，京津冀三地都表示要在2020年将污染控制在最低平均水平，重视环保。为避免污染的直接转移，北京除了要求高污染企业就地淘汰，不准外迁外，也领衔区域出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政策，并从排污标准制定等源头着力推动三地尽快实现统一“起跑线”。

　　 企业迁徙样本

　　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企业搬迁只是第一步，如何存活更值得深思。

　　早在2014年2月，北京市就在《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2014年工作措施》文件中表态，北京将调整退出300家污染企业。不到两个月，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就宣布将整体搬迁至邯郸，成为今年以来北京市第一个企业整体外迁的项目。负责此次搬迁项目的新兴际华（北京）应急救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宏志表示，凌云建材属于“三高”企业，污染较重，已不适合在原地继续发展。然而，京津冀三地都在提高环保标准，即使企业外迁，也需要改进生产技术才能被迁入地所接纳，因此，落户邯郸后，凌云也立即进行升级改造，大幅减少能耗和污染。

　　其次，北京土地价格、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逐渐增高，也已不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改扩建以及长期“扎根”。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总部在北京，生产到河北”已经成为北京企业外迁的共识。北京利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便是这样一家在河北建厂、总部坐落于北京的企业。据悉，利仁科技在北京企业外迁潮来临之前就早早将厂房移至河北廊坊，北京总部只负责设计、研发及营销工作，如今，公司在廊坊经济开发区拥有占地4.8万平方米、1.8万平方米现代化车间的生产基地，因为“搬家”企业又一次获得了发展机遇。

　　实际上，虽然目前已从北京外迁或计划外迁的企业大多为“三高”企业，但河北、天津却也希望一些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企业落户。徐逢贤指出，三地今后都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河北建立若干个以承接北京转移项目为主的特色产业园区、承接北京高科技转移项目的“北京技术研发——河北成果转化”模式，将成为产业调整的一个新模式。

　　 水土不服待解

　　所有改变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企业外迁亦不例外，“水土不服”等症状也将成为不少觅新家企业的常见病。

　　例如老北京人都知道，买便宜衣服就去“动批”、“大红门”。这两大服装批发市场，如今也要外迁到河北，为北京“腾笼换鸟”。然而不少商铺却舍不得离开。在大红门经营一家商铺的张老板表示，商铺最重要的是客源，如果向外搬移，尽管那边的成本低，但客流量绝对比不上北京。而且河北交通设施不如京城完善，北京的客户不会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河北采购，当地购买力又较弱，生意经营方面肯定会受到影响。

　　对此，徐逢贤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初次出航，难免晕船，政策刚刚落地，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搬迁对于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商户来说，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决定，作为“老东家”的北京，不能直接将迁出的企业完全推给河北、天津，而应该尽可能地事先帮企业铺好路，或为企业考量最适合迁入的城市后再行动。

　　“目前三地在一些地方政策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三地必然会设立协调委员会，不仅是在政策方面，也会在产业协调方面进行商讨，推动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徐逢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