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自以为是的价值观戕害世界和平
程亚文
在难民危机折磨着欧洲人的灵魂时，今天，也到了要反思中东强人萨达姆被送上绞刑架、卡扎菲被暴民公开侮辱的真实影响的时候！
这两个强人所在的国家，都已数年陷入混乱无治，也正是当前难民危机的主要发源地。IS(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兴起并向叙利亚等国渗透，使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看不到稳定生活的希望，只好选择离家远逃；而曾经被卡扎菲关闭的由北非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通道，也在强人不在之后门洞大开，成为难民争相来往的新中间站。
是该为中东强人的倒台继续欢呼？还是该为世界向愈加混沌的方向演变而发出悲叹？
2006年11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送上绞刑架。当时，笔者曾应一家门户网站之约撰写过一篇小评论《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强化》，认为随着政治强人萨达姆在肉体上被消灭，一个世俗专制的时代在伊拉克终结，一个“宗教专制”的时代即将在伊拉克来临，这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局势来说，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IS近年的兴起及在中东之地的攻城拔寨，使人们越来越清晰感受到一个宗教专制时代在中东地区的强化。一个重新宗教化的中东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欧洲人已经从难民危机中，感觉到了脊背上的凉意。从中东来到欧洲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很多欧洲人担心，那块现在叫做“欧洲的地方”，未来也许会变成“欧拉伯”。作为反弹，种族主义情绪开始在欧洲上扬，这不仅在撕裂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而且在不久将来，欧洲为反制伊斯兰教扩张而会不会情不自禁重新基督教化，也在未知之数。
假若如此，这不仅将是欧洲的不幸，甚至也是世界的不幸。近世以来欧洲文明给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终结了一个宗教主宰一切的漫长世代，开启了一个依据世俗伦理和科学精神实施治理的理性时代。这种风潮曾强劲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其流风余韵所及，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其国家坚决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力量染指政治；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一度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数量众多的奉行世俗之治的新型国家。
当IS有意散布的残忍杀人场面传遍全球时，一种世界回归蒙昧时代的气息也油然产生。这将大规模颠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而它可能带来的剧烈动荡和可怕灾难，也让人不寒而栗。
欧洲人也许已经明白过来，当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决定对伊拉克动武时，当时欧洲两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为什么坚决不与美国坐上同一个战车，以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责法德所代表的欧洲乃是“老欧洲”。还是这个“老欧洲”中的法国，后来却在总统萨科齐的领导下，在利比亚过了一把枪炮之瘾。
欧洲难民危机的最早源头，应该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以及后继的利比亚战争和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颠覆性地破坏了以往中东地区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宗教派别以及世俗政治和宗教信仰之间形成的脆弱平衡。当一个个推行世俗之治的国家倒灭于尘埃时，该反思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当年不懈推进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实际上给中东地区和世界带来的是什么？
仅仅用“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来概括政治失败的前因后果，无疑是轻佻的。而如果用“动机是好的”作为理由，来为现实的不良后果作开脱，则更是在侮辱最近一百多年来人类在社会和人文学术上的巨大进展。谁给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以权力，只要他的初始动机是高尚的，目的是合乎道德正义的，就可以不必为实际造成的恶果负责任？
上百年前，德国贤人马克斯·韦伯就已区分过两种伦理：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只问动机不问实际结果，后者强调任何理想、理念和信条的实施，都要追问所产生的结果是好是坏，如果结果不是好的，那么，看起来很美的理想、理念和信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纵观几千年人类史，多少罪恶以“善”和“正义”的名义而实施？对理念如何落实到现实，有识者如19世纪英国哲学家J·S·密尔曾经指出，对于那些部族社会、尚未养成纪律习惯的人群来说，世俗专制是通向民主和代议制的必由路径。当不顾现实约束条件而一定要强推“普世价值”时，“美好”理念所戕害的，却是真实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中东之乱和欧洲难民危机，能使人们对此有所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