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中浙：从惠能“变法”看佛教的中国化

陈中浙教授接受采访 程冠军摄

    编者按：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你们知道吗?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惠能和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惠能、《坛经》、禅宗以及中国文化等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惠能研究专家陈中浙。

    记者：陈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潜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坛经》，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佛教的“禅宗”，以及惠能与禅宗、《坛经》之间的关系。

    陈中浙： 何为“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安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关照，最后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这种禅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其中佛教对它尤为看重。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一名僧人叫达摩，他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