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化：“畿东锁钥”抗顽敌

　　采访车沿遵化县城一环路缓缓而行，十来分钟的时间就转了一个圈。里程表显示，这一圈的路程大约是5公里。

　　“一环路就是遵化古城墙的旧址。上世纪50年代，古城墙被全部拆除，沿原城墙修筑了这条环城公路。”随行的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程水星告诉记者。

　　6月10日上午，一场阵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干净整洁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店、行色匆匆的路人……县城沉浸在一派祥和宁静之中。

　　“畿东锁钥，蓟辽重镇。由于北倚燕山长城各关口，历史上，遵化城向来是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程水星说，明朝万历年间，蓟镇总兵戚继光率官兵加修城池，使城墙基扩为10米，墙高12米，全长4503米，城墙内外全部使用青砖砌成。为加强城防，各城门都设有悬门，也叫“千斤闸”。城门之上，均建有城楼，与长城遥遥相望。在各城门的外面，增建了瓮城，南门朝东、东门朝北、北门朝西、西门朝南，呈“卍”字型，加上“清泉绕廓”的护城河，固若金汤，素有京东第一城之称。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而遵化首当其冲。

　　遵化县城文化南路与华富西街交叉口，就是遵化古城老南门位置所在。昔日威武壮观的城门城楼，变成了今天的十字路口。沿街一家商铺的音箱里，飘出热闹的广告声。正值中午时分，学校放学了，一群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兴高采烈地穿过马路，往各自家的方向而去。

　　“当年遵化城沦陷后，日军就是从这里进的城。可对此，已经没有几个遵化人知道了。”程水星感慨地说，上世纪80年代，他们搞了一次抢救性挖掘，通过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或当事人，留存下一些珍贵的党史资料。“如今，这些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讲述，把记者的思绪带进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3年5月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下达关内作战令，冀东大地很快燃起战火。留守遵化城的沈克一零六师王淦麈团，将城门关闭，落下“千斤闸”，在门洞里垛满了沙土袋，准备固守。

　　5月16日早6时，日军步、骑、炮三个联队约1500人，由城东铁山岭、大二里、东坝一带集结后包围了遵化城东、南、北三门，见有兵据守，先用大炮30门、坦克4辆、战斗机10架狂轰滥炸，城内房屋倒塌，起火多处，不少军民死伤。到午后1时左右，炮火渐息。日军开始爬城。在东城门楼坐镇指挥的王淦鏖团长，身先士卒守在城垛口后面，带领战士们用大刀和手榴弹抵御日军，使日军死伤惨重，不能进城。

　　日军改用坦克撞击东、南两门。坦克过了护城河再拐弯撞门，力度已减缓不少，加上“千斤闸”后塞满沙土袋，故而屡撞不开。于是，日军又改用炮火轰炸城墙。王淦鏖得知城东南角被炸开豁口，亲率60多人的“敢死队”前往退敌，一排手榴弹爆炸后，从硝烟中冲到日军跟前，挥舞大刀片儿一阵砍杀，杀退攻城日军后，不顾左臂受伤，指挥士兵和青壮居民搬运废墟上的砖石，垒堵豁口。

　　遭到守城军民顽强抵抗的日军，屡屡攻城不克，又疯狂地以猛烈炮火轰城，城内民居惨遭涂炭。以各商号为主的城内头面人物，纷纷请求守军退让。下午5时许，为了减少伤亡，王淦麈团长应允所请，将伤者送进医院，又派人掩埋死者，命“敢死队”牵制日军，于晚9时左右，率残部200余人，悄悄从西门撤离。一小时后，“敢死队”点燃堆放在娘娘庙附近的12个军马草料垛，30万斤谷草燃烧起来，火光冲天如同白昼。趁日军不明情况，嘱咐城内居民等其撤出后关闭城门，一行人迅速出西门追赶大部队而去。

　　日军占领遵化县城后，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设置“禁住禁作地带”；强征民夫建据点、筑炮楼、挖壕沟、修公路；不断地清乡扫荡，杀人放火，烧房放毒……遵化人民遭受了日军长达12年的残酷蹂躏。根据遵化市抗战课题调研组的调研材料显示，抗战时期遵化县人口伤亡总数为128707人，社会财产损失和居民家庭财产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为了消蚀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在冀东实施了罪恶的毒化政策，公然支持开设官膏店，使贩卖鸦片、海洛因和吗啡合法化。民主村60多岁的岳洪才，是城关里的老住户。他说，据老辈人讲，几乎每年冬天，被赶出大烟馆横尸街头的，总有三四十人。采访中，他还向记者念起一首当年民间广为传唱的《劝世谣》，是时任教书先生的父亲口述给他们几个孩子的：大烟坑人又费钱，犯瘾实在是难，打哈欠，泪涟涟，美味也不香甜。晴天嘛还好过，就怕那阴雨天，腰又疼来腿又酸，啥也不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