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流产指标”不合时宜

　　据报道，山东兰陵县4位村支书反映，他们被分派的“流产指标”为4%。，但“都是口头指示，可能是怕留下证据”。有村干部称，由于本村“超生”妇女数量无法满足“流产指标”的数量，他们只能到医院妇产科以高价购买流产孕妇信息充数。

　　多么匪夷所思的“流产指标”，多么熟悉的摊派故事。生硬的指标，催生出“悲情”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及黑色的交易链条，这再次诠释了过度指标化的现实负效应。

　　因为对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满，因为“计划生育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就断然采取了“流产指标”，这其中的逻辑显然大有谬误。一方面，从法治意义上说，任何级别的政府，都无权强制公民流产；另一方面，推广优生优育，合理引导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效的方式应是政府出台奖励性引导举措，同时让传统的“养儿防老”理念被自觉纠偏。

　　把视野拉得长远些，我们更能看清“流产指标”的不合时宜。当兰陵县仍在用野蛮方式对待公民生育权时，于国家层面上，生育政策和观念却早已发生了变化。不仅“单独二孩”在大力推行，且生育政策亦越来越文明化。比如，最近贵州女教师因两地生育政策不同被要求流产，随后国家卫计委明确表示，该要求无效。

　　昨天又有媒体报道，福建今后生一孩无需准生证，二胎仅需个人承诺。各地在纷纷为计生政策“解压”，兰陵县却依旧在强制性要求公民流产，实在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王聃 媒体人 (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