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史人物]忆我的母亲瞿岭歌

　　文/魏光

　  我的母亲名叫霍岭歌，是正定县三角村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时，她已五十四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行大规模侵犯，同年九月九日侵占了正定县城。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到处奸、淫、烧、杀，我母亲也惨遭殴打，她的三个胞妹之夫和一个表弟均被杀害。这样就更激起了她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她在为亲人报仇的思想支配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并多次给我们讲:“别看日本鬼子那么凶，那是暂时的，现在就象在黑夜走路，干万可把路辨清，别走到邪路上去。”
　　1938年晋察冀边区成立了抗日政府，正定县也在灵寿成立了政府。这时母亲就动员和支持我与家兄魏焕文，到边区去参加抗日救国工作。1940年冬，组织上把我兄弟俩调到了边区政府公安总局情报科作情报工作。当时的情报科长是谢普生同志。
　　日寇华北入侵军头子冈村宁次，为了巩固华北，进一步侵占华中，亲自到石门(即石家庄市)视察。我边区公安总局，根据当时敌情的变化和中共晋察冀分局决定，在石门地区建立我们的情报工作。开始由纪贤同志负责，具体领导石门地区的情报组织联络工作。直接派到石门市的情报骨干有数人，有的在市内以某职业为掩护，了解敌人各种情况，还有个别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某一方面的情况。我被派回家中，在石门市郊一个小学校以当教员为名做掩护工作，发展情报组织。这时我母亲就发展了跟她从小长大的侄子焕宗。焕宗当时在本村以教书做掩护。1942年边区公安总局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同志兼任公安管理处长。当年秋，组织决定将纪贤同志调回机关，石门市的情报工作由王应慈同志担任，正式建立"石门情报站"。
　　我母亲自1940年至1945年和我们一起曾多次获得重要情报。并及时送到边区政府，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
　　"接干闺女"
　　1943年冬，鬼子对我晋察冀边区的野蛮"扫荡"更加残酷。在"扫荡"中，步步为营，实行"三光"政策，平时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层层围困。当年冬天，我们"石门情报站"的各种情报，想及时地送到边区机关，越来越困难了。因此，组织上决定在"石门情报站"的负责人王应慈同志领导下，在石门市附近敌占区内架设一部通往边区公安管理处的我方秘密"电台"。我家住在敌占区(正定县东柏棠村)，我们村也是敌人的所谓"爱护村"。由于我母亲和我们弟兄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所以电台就决定设在我们家中。我们家有利条件较多。宅子前后通街，又紧靠村边，墙外即庄稼地，组织上夜间来人，出入方便，万一敌人发觉，隐藏也较方便，我弟兄二人，曾挖了一个秘密地道，从我们睡觉房间(地道口设在炕席下)可以通过地道逃到野地里。
　　建电台首先要接女报务员。报务员是刚从延安派来的一位二十岁的姑娘马光荣同志。我母亲当时已年近花甲，因是缠足小脚，虽然身体尚好，但步行到边区去接很不易。一天，母亲乘日寇正定通灵寿城(日寇占居)的卖票汽车，先到灵寿县城。灵寿的特务盘问道:"老太太，你到灵寿干什么呀？"母亲说:"看我闺女呀。"又问:"闺女怎么了？"母亲答:"我女儿生小孩了。"问:“你女婿在灵寿干什么事呀？”，母亲沉着地说"在县(伪县)保安队工作。特务听说是保安队的，不再说话了。
　　母亲走出车站门口，一位提篮卖香烟小贩问母亲"老大娘从哪里来，到哪儿去呀？"母亲答:"我从正定来，到灵寿孟托去接我闺女。"(当时灵寿县的孟托村是敌占区，从孟托向北，过北托就是封锁大沟，大沟过去，就是无人区，为我所控制了。)那位卖烟小贩走近我母亲身边小声说:"我是二黑"。我母亲知道了他是我们的人，便跟他到了灵寿东关一家，见他牵出一匹小毛驴，让我母亲骑上，那人牵着，奔向北托村去了。在北托一家，见到了一位身着灵寿农村服装的姑娘，这姑娘迎上前就叫:"干娘！"母亲一听就知道这是王应慈同志说的，那位报务员马光荣，现已改名为"锐理"，母亲忙答:"哎，锐理，你早来了？"二人到屋里交谈，"母女"详细介绍了双方的情况。
　　午饭后，内线人员，用两匹小毛驴，将"母女"二人送到灵寿。此时，内线人员早已买好了汽车票。母女二人就乘二班汽车，回到正定火车站。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下车后，按原计划，到火车站我母亲表弟家、锐理换上了城市服装，稍休息一会，母女俩就回到了东柏棠村我们家中。
　　谁知母女俩刚下汽车不久，正定城内日本宪兵队一伙便衣特务，便疯狂的赶到正定汽车站，对下午第三班从灵寿来的汽车，进行严格检查，询问追究:有母女二人，身穿什么衣服，老的六十来岁，年轻的二十来岁，从这下车没有？原来这些特务，就是追查我母亲的。但敌人不知我母亲和她"干女儿"已乘二班汽车平安到家了。
　　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告密。幸亏"母女"俩行动迅速，乘上第二班汽车，在日本宪兵队检查第三班汽车时，母女俩早已安全到达家中。
　　女报务员住在我们家中，村里人都不知底细，只知道是我姐姐的干妹妹，因父母随国民党南逃，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北京读书，毕业后无法找其父母，就暂住在我们家中，叫我母亲为“干娘”。锐理的真实身份，开始只有我母亲和我兄弟二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为了更好地掩护锐理，我爱人王英也知道了。
　　“用手说话”
　　锐理来到我们家之后一个月，王应慈同志派人把"电台"秘密的由县武装护送来了。又过了三天，王应慈同志亲自到我家中来了，询问了机器的掩藏情况，当看到放在猪圈棚内和蜂箱内之后，觉得还算可以。当时我们家中养着三十箱意大利种蜜蜂，放在我家邻着村边的后院。在一间放着空蜂箱和养蜂工具的房中，挖有秘密地道口。需要用电台时，就在房里进行工作，天线挂在后院。当时我家兄己打进伪三角村大乡任伪乡长，弟弟焕宗任事务员，我们利用这个关系，为锐理从日伪县政府弄了个村民证件，这样锐理行动也方便了。
　　锐理收发报一般都在夜间，她工作时，我和家兄焕文及母亲都四出放哨，以防万一。一天夜里，母亲悄悄地看了看锐理工作的情景，第二天母女俩在说话时就问:"你那于指头一点一点的，那就算向边区报信儿了？"锐理说:"这信儿报的快，还报的准呢！"母亲高兴的说:"你可是了不起，能用手说话，"
　　1943年秋，家兄焕文突然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刑法:吊打、过电、坐老虎凳，折磨得他几次死去活来，但他没有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后来王应慈同志通过内线，把他营救出来。
　　1944年秋，敌人又一次到东柏棠我们家中把焕文兄逮捕了，将他押在东柏棠村小学门口，焕文心里明白，这次被捕，必是九死一生。于是他要求解手。特务队就派特务持枪看着他去解手。家兄在厕所注意观察特务动静，从厕所出来冷不防，狠狠地打了特务一记耳光，特务倒下，焕文兄拔腿就跑，从这墙跳那墙，从这院串那院，凭着地势熟悉，避开了敌人的多面围截，逃出魔掌。自此，我家兄失掉了地下工作的条件，就回到边区公安管理处机关工作去了。
　　电台在我们家期间，石门市的日本特务机关，发现了电台讯号，开着电讯侦察技术仪器车，在石门市郊侦测，侦测了数日，已证实这个电台讯号在石门市的西北方向，这事石门市的内线情报人员，已立即通知了我们。王应慈同志得知后，经请示许建国同志同意，决定把我家的电台和报务员小马同志撤回了边区机关。
　　“先解放脚”
　　我家兄焕文和电台女报务员撤回边区机关后，交通的任务就由我母亲担任了。由于王应慈同志的地点不固定，交通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王应慈同志从灵寿柳沟下来之后，先在正定孔村一带，后迁到正定城西平邱村。平邱离我们家有十五里路，母亲当时已经60岁的人了，又是小脚，送一次情报是很吃力的。当时我还在石门市郊以教书为掩护，负责五个小组的情报工作，不能脱身，情报集中到我处后，母亲还得到我这儿取，或亲自送平邱，或王应慈同志派人来家里取。但紧急情报，则由母亲亲自送到平邱村。她送的情报，不论是密写、代号写、薄纸写，都是放在她裤裆的小口袋内，敌人从未发现。她趁着刁桥村和曲阳桥的集市日来往人多，便于掩护，带上一捆自己纺的棉花线子，以赶集卖线为名，把情报送给王应慈同志，或送至指定的内线人员家中。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王应慈给正定城里内线关系李尚志的一封信，从平邱往我们村东柏棠走，在刁桥村西，遇到了正定日伪县情报室武装便衣队，领头的郝殿选，是西柏棠人，认识我母亲，他劈头问:"你到哪里去来？"母亲一见这么多特务，心里也很紧张，她镇静一下说:"唉，到安仁骨送儿媳妇去来，回来晚了，这儿媳妇常给我找麻烦，真……"郝殿选说:"天黑了，小心让八路把你抓走。"母亲就势也露出紧张的神色:"那可不得了，我得赶快走。"又叹了一口气:"唉！你看我这么小的脚，这得走到几时呀！"郝殿选说:"那……我用车子带你一截吧！"母亲忙表示"感谢":"你这人可太好了"。于是，郝让另一特务用自行车将我母亲送到了我们村口。王应慈同志知道此事后，称赞她是一位“有经验的革命老妈妈”。
　　我母亲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和同志们乡亲们常说笑话，大家见她经常的东奔西跑，常问她:"魏大娘，您真忙，那么两只小脚，一天得走多少路哇？"母亲却风趣地说:"正因为我的脚小，我得先解放脚哇。"
　　每当同志们谈起她来，都以敬佩的心情称赞说:"一位不辞辛苦的老妈妈！"
　　如今亲爱的妈妈己与世长辞，但她那沉着、勇敢，为抗日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