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落马官员绰号:万庆良六百帝 武长顺号称武爷（图）

    新华网北京９月６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孟昭丽　陈弘毅　何丰伦）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或多或少都在当地有着这样那样的绰号。透过这些带着戏谑色彩的绰号，往往能“窥斑见豹”，寻到贪腐官员“东窗事发”前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也能读出当地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这种“坊间口碑”往往寥寥几字，便将一个腐败官员“丑态陋行”刻画无遗。

    面对这些绰号，领导干部应有所警醒。绰号从某种程度能反映出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果出现了“偏差”，应该及时纠正，发现问题。

    盘点那些落马官员的绰号

    ——“大拆大建”型。一些官员把上项目、搞工程作为增添政绩和仕途升迁的手段，绰号也由此而来。

    在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任上，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等绰号。

    季建业并非个案。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曾是因拆迁而出了名的官员。在其担任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因为拆迁而被成都市民称为“李拆城”。

    还有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人送绰号“拆迁大佐”。他曾被媒体曝光在群体性事件中私自“调动警力”，并因大拆大建、学日本语气说话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

    ——“作秀”型。此类官员秀“爱民”、秀“清廉”、秀“简朴”，秀自己如“及时雨”般急公好义。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是秀“简朴”的典型。落马前，坊间就将其戏称为“六百帝”。万庆良在２０１１年就“房价飙升广州市民幸福吗”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年轻人要转变观念，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租房也可以，“我工作２０多年还没有买房，还住在珠江帝景１３０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６００元，当然政府补贴一些。”在广州临江地段，珠江帝景小区的市场租赁价格远不止６００元。万庆良秀“简朴”未果，“六百帝”的绰号却不胫而走。

    今年７月“落马”的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坊间人送绰号“武爷”，他“秀”的则是“江湖义气”。“武爷”在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４０多年，加上性格豪爽，外出时经常一身便装，被一群穿着警服的下属簇拥着走在前面，显出一股“江湖气”。

    ——“贪腐堕落”型。此类官员的特点是贪得无厌，独揽大权，且肆无忌惮，几乎在任上时其为所欲为的情形就已经被当地群众熟知。

    已经被处以死刑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曾被当地群众称为“曾矿长”，他曾在担任市纪委书记同时兼任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独揽矿权，借此身份大肆索贿。

    ２０１３年被免职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举报称其贪腐、淫乱、以权谋私，因其“钱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间戏称为“徐三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五毒书记”，坊间传他“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

    官员绰号：民间的“市井化”解读

    “过度集中而缺乏制约的权力和社会支配能力，使得一些官员能够偏离法律轨道，缺乏有效监督又导致个别官员违法违纪时肆无忌惮。”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杨天保说，“官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群众看在眼里，一些地方‘权力的市井化’自然导致民间解读的‘市井化’，由此产生了贪腐官员的绰号。”

    广西师范学院公共传媒学者方邦超认为，坊间绰号是官员在百姓心目中形象的集中反映。这些落马官员的作为，早在被查处之前，就已经以绰号、民谣等方式在群众中口口相传了。

    近年来，一些城市官员热衷于搞城建，借旧城改造、交通建设等项目塑形象、添政绩，甚至谋取私利，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城建项目多，拆迁征地工作繁重，不少贪腐官员的绰号也由此得来。

    据报道，季建业在“落马”前经常强势推进各种大项目，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现场办公、现场拍板，事后再补手续。他拍板的市政工程项目，督察力度很大，有时甚至要一日一报。

    方邦超说，搞形象工程，城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固然可以因为“看得见的政绩”而受到赏识和提拔，但是如果工作中漠视法规，不按程序逐步推进，而是搞起“一言堂”，迟早会因为违法违纪受到相应的处分乃至法律制裁。

    知政失者在草野

    “官员的绰号往往是腐败的信号。”福建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说，腐败官员的绰号并非案发后才有，而是案发前就在民间流传，路人皆知。

    桂林理工大学教授曾鹏认为，官员绰号是群众对官员形象的另外一种概括，每个绰号的背后都会流传着这样那样的故事。这些绰号反映出的问题已经很集中、很明显。

    一位常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办案人员向“中国网事”记者透露，在日常监督和案件侦办过程中，办案人员收集大量信息中，就包括官员的绰号、官员所在单位的声望、官员在主管行业领域的口碑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员是否清廉，是否经得起各种诱惑的有力佐证，也是深度侦办案件的关键因素。”

    杨天保认为，官员绰号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一二把手有绰号，三四把手没声音，考察升迁的时候，绰号往往被认为是有魄力、有胆识、有突破能力的标志，但落马之后，绰号就成了贪污腐败的佐证，“可以从这些绰号中及早发现一些官员存在的问题，及时纠偏。”

    汤黎虹建议，针对落马官员的“绰号”，应该有的放矢地清理这些绰号背后暴露出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干部队伍等一系列问题，“亡羊”之后，应该找到漏洞及时“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