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美国方式：种族隔离边缘地带“友爱之都”
图为巴尔的摩西区抗议警察暴力的标语
美国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巴尔的摩、费城、纽约等城市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美国在法律上废除了居住隔离制度，但并未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在大都市区域形成了一个个隔离带。近日探访了巴尔的摩和费城，实地调查这里的种族歧视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图为巴尔的摩西区到处可见破败的老房子显性歧视
《纽约时报》将种族居住隔离称为“一种美国方式”
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被巴尔的摩警方逮捕后“非正常死亡”，引发当地民众抗议，也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司法执法不公、种族歧视等问题的强烈关注。
格雷生前长期生活在巴尔的摩西区，这里主要居住着非洲裔美国人。记者打车前往，出租车司机说，他在巴尔的摩开出租车9年了，这是第一次到西区。可见，对巴尔的摩当地民众而言，西区就像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格雷所在的社区桑德城占地1.35平方公里，居民近1万人，非洲裔占其中的98.5%。这里建筑老旧，抬头就能看见门框和窗户都烧焦了的房屋，但更多的是因为长期无人居住而被木板封堵着的连排房。“房屋变现”“收购所有房屋”的广告随处可见。街上随处可见无事可做的失业者，长者坐在门口的椅子或者台阶上，只有年轻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给社区增添了些许生气。街上行人寥寥，不时有汽车开着震天响的音乐飞速驶过，司机也大都是非洲裔。整个社区给人的感觉是荒败和衰落。
格雷被警察逮捕的街角墙面，被人画上了一幅巨大的格雷画像。丽莎告诉本报记者：“我成长在这个街区，听到格雷意外死亡的消息，我很震惊。社区情况越来越糟糕，我感到非常伤心、非常忧虑。”
最近40余年，巴尔的摩人口减少了近30万，只剩60余万，大批中产阶级白人纷纷迁离。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间，符合“低薪”定义的职位增长了60%，说明该市穷人更多；自杀率是纽约地区的8倍。毒品带来的暴力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地居民乔治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盛行，巴尔的摩西区小有名气，有名望的运动员、歌手、议员等，还经常造访社区的餐馆、美发店等，社区经济状况还不错。但现在白人几乎全都搬走了，这里成了没人关注的边缘地带。“如果没有格雷案，谁能叫得上桑德城的名字呢。”
费城其名意为“友爱之都”，曾是美国的首都。从市中心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向西，不远处就是一个非洲裔聚集地。这里的连排别墅风格别致，却老旧失修。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来说，转型升级不可避免，但由于种族歧视，非洲裔在此过程中不断掉队。当地居民罗伯特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不景气，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很多年轻人吸毒、酗酒、闹事，暴力事件频发，白人多数都搬到了郊外更好的社区，留下来的都是非洲裔，很多人陷入失业、贫困的泥淖。街角的小卖部门口张贴着各色广告，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则警示：“蒙面或戴面具的人禁止入内。”
费城西北部的“德国城”最早由德国移民建立。这里曾是独立战争的战场，华盛顿曾在此驻扎，美国第一家银行在此建立，光荣的历史留下了几十处遗址和公园。
自上世纪40年代，大批非洲裔从南方涌入，白人陆续迁出，这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非洲城。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城区里杂草丛生，只有高耸的烟囱和巨大的厂房似乎在炫耀着曾经的辉煌。流浪汉在高架桥下搭起帐篷，傍晚时分，无家可归者排队领取食品。
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情况并非个别。去年发生骚乱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70%居民是非洲裔，贫困率高达22%，远超全州7%的水平。在这个“穷人区”，镇长是白人，市议会6名议员中，仅一人是非洲裔，全镇53名警员当中，非洲裔只有3名。2014年4月的镇长和议员选举过程中，参与投票的居民只有12%，严重缺乏改变政治经济现状的热情。研究数据显示，有1/3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严重隔离”中，在大城市这种现象尤为严重。《纽约时报》将种族居住隔离称为“一种美国方式”。
图为费城非洲裔社区无家可归者领取食品恶性循环
非洲裔在住房、教育、就业、收入、司法权方面落入不平等境地
面对居住隔离导致的贫困集中化和种族歧视，政府并非无动于衷。企业社区合作基金会前主席弗雷德里克·哈维以巴尔的摩为例告诉记者，政府已投入大量资金，通过住房改造项目，试图帮助非洲裔群体获得住房及增加社区种族的多样化，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转化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的力量。在白人为主的社区里引入种族多样化的住房政策也遭到原有居民的抵制。有调查显示，当迁入的黑人居民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白人居民便会迁移到其他社区。
非洲裔居民在住房、教育、就业、收入、司法权等方面面临一系列的不平等，且这些不平等紧密相连，恶性循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道格拉斯·梅西认为，居住隔离是制度性、系统性种族歧视表现最集中的地方。甚至当保险公司看到某些邮政编码，判断客户来自非洲裔居住区时，不做任何背景调查就提高保费。
或许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改换门庭”的一种方式。然而，非洲裔社区内公立学校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由于教育经费不足，2013年德国城有两所公立学校被关闭。桑德城的吉尔摩小学里，除了一栋教学楼和破旧的操场外，没有其他设施。旁边公园专供儿童玩耍的滑梯等设施也都生了锈。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凯文·齐默尔曼从小生活在芝加哥南部的黑人社区，但他的父母和祖父倾其所有支持他在别的学区求学，否则他“没有机会到常春藤接受教育”。
教育落后使得非洲裔在就业市场没有竞争力，很多人没有工作，或者从事的并非体面的工作。统计数据显示，巴尔的摩西区24岁以上人口中，57%没有高中毕业，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高达37%，是该市白人群体的两倍以上。
执法歧视和司法不公，也是非洲裔面临的严重问题。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种族骚乱事件都与警察暴力执法和司法不公有关。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针对非洲裔的警察暴力事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顽疾，“并不用阅读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弗格森调查报告，只需用眼观察、用耳聆听，就能发现种族歧视的痕迹。”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每28小时就有一名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安东尼·巴茨坦言：“当我走在巴尔的摩东海岸，就好像在应对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那种黑白对立的种族主义。美国的种族关系倒退了。”《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的非洲裔认为，警察更有可能对他们使用致命性武器，42%的非洲裔对警察出现在他们的社区“感到不安”。
格雷的表姐戴斯蒂尼提到格雷案，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她说：“格雷是一个很好的孩子，被逮捕后，大声呻吟呼救，警察就是不理会。如果是一个白人被捕，结果肯定不是这样。”她说，由于媒体的关注，涉事警官才被起诉，但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希望媒体继续关注案件走向，关注这个被隔离的社区。
司法是公民保障自身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助长种族歧视。美国司法部今年3月4日发布报告称，包括警察局和法院在内的弗格森执法部门中，普遍存在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偏见，并执行种族歧视政策。司法部估计，1/3非洲裔男性在一生中至少被逮捕一次。民权自由联盟的研究显示，每15个黑人男性就有1人被关押，但每106个白人才有1人被监禁。目前被美国执法机关羁押的非洲裔嫌疑人达到90万，占比超过50%，远超过非洲裔的人口比例。
图为5月2日，人们在巴尔的摩市政厅前举行抗议集会
系统性根源
“自由放任种族主义”无视非洲裔获取平等机会的障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说，美国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种族、金钱、权力隔离，但奇怪的是人们并不觉得意外。
看来，种族歧视确实是美国的一个顽疾。症结在哪里？为什么美国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挖掉这一毒瘤？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哈里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李柏曼认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种族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把种族问题看成个人的问题，而不挖掘制度性系统性的根源。
从表面上看，在公开场合每个人都提倡种族平等和谐，可同时很多人认为非洲裔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少完全是个人行为。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波波将这种观点称为“自由放任种族主义”，因为这种观点完全无视非洲裔获取平等机会的障碍。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梅西认为，美国现在的种族隔离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更加难以解决。非洲裔的聚集地区仍然是贫穷、暴力的集中地，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解决这一问题。理由很简单：政治领袖不会特别专注选区事务，没有意愿为选区“谋福利”。即使有政治意愿，非洲裔选民选出的议员能量也有限。而且事实上，非洲裔议员囿于身份的限制，一般不愿意在种族议题上发表较为激进的言论，提出有力的措施。此外，能够当选议员的非洲裔大多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与其他政治精英并无多大差别，很难真正成为非洲裔选区的政治代言人。
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国会旋即通过了《1968公平住房法案》，但是这个法案从未得到严肃执行，向非洲裔群体提供的住房补助也因担心“非洲裔闯进自己的社区”，遭到很多民众的反对。在美国每年发生的住房歧视事件超过200万起，可由于种族歧视行为难以举证，该法成为一纸空文。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看成美国最大的问题，种族问题上也是如此。自由、民主、平等是美国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成为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毒瘤。即便问题频发，美国政府和社会仍然缺乏行动的决心和能力，来应对这种“没有种族歧视者的种族主义”。在美国《解放奴隶宣言》发表150多年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仍然困扰着这个社会，成为无法根除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