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和遗愿

    父亲临终时有遗言，要穿警服走。于是他走的那天晚上，他的同志拿来一套崭新的九九式警服，为他穿戴整齐。因他被类风湿病折磨20年，此时的体重仅余半数，衣服未必合体，但他是幸福地穿着警服走的。
    给他往墓碑上嵌遗像时，打开他自己珍藏的几幅照片，也都是穿警服的，有五零款的米黄色、七一款的上白下蓝色、八三款的橄榄绿色……最终选的是穿八九款藏青色的那张。
    父亲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警察。他离开这个世界前，与他警察生涯有关的心事还有一桩，他喃喃地说：我应该多审讯一遍。
    那一年，我爷爷被日本人抓了华工，死里逃生从东北逃回关里，他没有安生过日子，而是参加了张自忠的队伍，与日本人往死里磕。长城抗敌失败后，他回家来把两个尚且年幼的伯伯送去当了八路。从此，日本人扫荡、突袭总是奔着薛四（爷爷排行老四）一家老小，必欲斩草除根。无奈，地下党组织想出一招险棋，把我一家人交给了赵各庄炮楼的伪军大队长，说他项上人头与薛家同在。一家人就在日伪的炮楼下安了家。一日，爷爷带着父亲回村上取粮食、白菜，黎明时分遇到两三个早起的村民。正烧着灶堂准备做点吃的，有人跑来报信：日本人进村了。爷爷拉起父亲一路逃去。日本人一摸灶台的热度，说追。出门问一老妇看见薛四没有，老妇朝相反的方向一指，他们催马追了过去。
    解放后“镇反”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父亲接待了两位东北来外调的同行，说你县赵各庄炮楼的伪军大队长王树森潜逃我处，被判死刑后供述自己掩护抗属立过功劳。父亲说正巧这就是我家的事。于是依据程序刀下留人。这时，一直萦怀难释的往事又涌上父亲心头——伪保长临刑前承认那年给日本人送信的是他，但说忘了村上是谁告秘给他的。父亲以为这是家事，没好再审问下去。
    那一两代人，不管是头顶着荣誉的，还是背负着罪恶的，都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但父亲对公安工作和一身警服的挚爱还是深深感动着我们。那年女儿天羽上大学读了法医专业，第一个赞同的是她的爷爷，理由有两个，一是学法医可以当警察，二是在他的公安同行中，法医很受尊重。
    去年冬，天羽被招录去宁波如愿当了一名警察，春节值班也没有回来。前天夫人说和女儿视频了，我问她穿警服了吗？说光顾流泪没注意。
    我很想看看女儿穿警服的样子。也想她穿起警服，带她到爷爷的墓前，让爷爷看着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