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旗帜,飘扬在抗日根据地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队员们勇敢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在敌后，中国红十字积极投身于对八路军、新四军伤员的医疗救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向记者讲述了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英雄的敌后救护行动。

　　 开赴延安，毛泽东致辞欢迎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奔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三支医疗队中，由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医疗队改编的第23医疗队最为精干。1937年10月，该队曾在安徽安庆的一个后方医院为上海战场及沪宁路沿线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短短40天时间，完成大小手术近800例。

　　1937年12月20日，三支医疗队由汉口乘车北上郑州，途中几经周折，月底抵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七贤庄驻地接见了三支医疗队全体队员。

　　随后，三队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在延安，队员们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在当晚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主席致欢迎词，队员们深受鼓舞。

　　 救护，在“山洞医院”展开

　　第二后方医院位于延安东80里的甘谷驿，院部原是一个旧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办公室、食宿地都在这“山洞医院”。医院的仓库、病区设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条件简陋。

　　第二后方医院除院部外，还在周边的延川、延长等地设有四个医疗所。这种分散救治，便于就近收治前线伤员；一旦形势紧张，便于分散掩护伤员。但不便之处显而易见，队员要奔波于各医疗所，为伤兵敷药、疗伤；加之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后方医院的医疗救护工作异常繁重，因当时八路军129师、115师、120师和山西新军对同蒲路、石太路沿线日军形成大包围态势，扫荡与反扫荡持续不断，伤兵众多，院部原有救护力量有限，队员全部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第23医疗队还先后抽调两个手术组，于1938年春、1939年春到延长县交口镇第三医疗所和延川县禹居镇第二医疗所开展手术活动。

　　 壮歌，回响太行山

　　山西是中国红十字会另一救护中心。1938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组织第61医疗队、第13医疗队和“驴马队”前往山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日军封锁线，顶风冒雪翻越太行山，于1939年1月辗转抵达山西潞城，受到朱德总司令及杨尚昆、康克清等的款待，随后派往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1939年，细菌学家江涛声自德国留学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宋庆龄不期而遇。宋庆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向国外募集一批医药器械，托新西兰友好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护送至西安，转运延安，江涛声夫妇要求同往。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后，江涛声决心留在敌后战场，向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请求派其到五台山白求恩医院为八路军服务，得到嘉许。第一大队部将要求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组编为第40医疗队，江涛声任队长。

　　1939年冬天，第40医疗队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刘民的帮助下，离开西安赴五台山白求恩医院。几经波折，渡河到了垣曲，途经山西新军独三旅驻地时，在该军后方医院为重伤病员施行手术，并举办培训班为院方培训医务人员。

　　 北上南下，彰显伟大爱国力量

　　对新四军的医疗援助，也为中国红十字会所关注。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调集几十辆汽车，载运伤兵和难民，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3个月后，前方大撤退，救护队从淞沪前线转战江苏苏州、宜兴、南京等地，并进入皖南山区。另一批被交通阻隔滞留在上海“孤岛”的救护队员，组成医疗小组，携带交通工具、医药物资，分别从宁波、温州、杭州、宜兴、金华转赴江西、皖南，与队友会师。

　　1938年春，由100余人、几十辆汽车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集体加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敌后，为新四军服务，被新四军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赞誉为“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据记载，自全面抗战以来直至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20多支医疗队到八路军、新四军军中服务，抗日根据地飘扬的红十字旗帜向世人展示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