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不可能回避粮食安全问题。由于中国执行最低保护价政策，小麦、稻米的库存爆满。这是粮食总产量“十一连增”的一个缩影。不过，部分国内粮价高于国外的事实，促使粮食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
面对高于国际通行的库存消费比，以及库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这为“中国的粮食太多了”的言论发酵提供了土壤。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不能只看到粮仓爆满的情况，而无视粮食进口量的增加。
陈章良说，中国农业的策略应该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而非简单认为，粮仓满了，就要少生产点，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粮仓爆满不能看不到进口在增加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实现粮食总产量十一连增，有言论称“粮食太多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言论?中国的粮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章良：建国以来，粮食生产都有一个规律：粮食产量每增长三到五年后就会下降，这是自然气候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直接来说，每次都是粮食多了，然后不重视，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就下来了。
“十一连增”和粮食价格的稳定，CPI的稳定都是有关系的，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15年粮食产量要稳定在11000亿斤以上。虽然有“以上”二字，但最终结果可能是在数量指标附近。
不过，相比去年，这意味着今年粮食总产量会下降。这引起我的担忧。
目前有很多专家在讲，中国的粮食多余了。原因是，粮仓爆满，储备粮会变成陈化粮，储备的成本特别高。对于需要财政进行存储的相关部门来讲，那么多粮食出不去，自然就显得多了。
另外，连续多年来，中国每年8000万吨粮食的进口，相当于利用了国外7亿亩土地。如果不注意这一数据，只看到前面粮食多余，这是不全面的。在粮库粮食过多的背景下大量进口，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粮价高于国外。
所以制定农业政策要注意两点。一、继续保持稳定略有增长的趋势，因为人口在增长;二、降低粮食价格。目前，劳动力成本增加、生产资料不断涨价、机械化程度低等助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如果在这些方面进行补贴，粮价自然就会降低。
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实施规模化经营，既可以保证农民收入增加，又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才是发展中国农业的策略，而非简单地认为，粮仓满了，就要少生产点，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总之，农业政策不能放松，必须继续保持农业增长的态势，确保粮食安全。
日报：粮食多了以后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仓储成本增加是首要的，甚至还出现贪腐情况等。相对于粮食太多所带来的有益之处，如何评价我们为之所付出的代价?
陈章良：这次会议，让我明显感觉到一个气氛，似乎觉得粮食存储量太多了，生产成本这么高，干吗还要生产出来。所以，有专家提议进行轮耕、休耕、治理土壤污染等。甚至有经济学家称，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脆拿500亿出来就搞定了(粮食安全)，还生产什么(粮食)。
我就特别担心(粮食储备多了)这个观点。的确，光储备这一块，起码亏600亿以上，再加上农民的补贴，超过千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适当的损失也是应该的，总比其他方面的产能过剩要好很多，毕竟“民以食为天”。
中国是大国，大国效应明显。如果大量进口粮食，容易抬升世界粮食价格。如果粮食减产的话，世界粮食价格是不会这么便宜的。到那个时候，哭都来不及了。而且，粮食是不能短缺的，否则就会受制于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农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日报：中国农业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呢?
陈章良：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发展要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而早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把农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一是因为数量不够，二是因为价格因素。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比人家贵，从农业角度看，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有很大的需求，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把握这个机会。
在国际上，有ABCD四大跨国粮商，日本也有丸红株式会社等跨国粮商。日本196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突然发现本国国土面积太小，当时就以援助不发达国家农业建设为目的，政府给予金融支持，让企业走出去。韩国的农业走出去，一是政府有政策，二是企业有贷款，三是东道国的信息非常畅通。
中国已经有农业企业开始尝试“走出去”。中粮集团收购美国养猪企业，收购法国、智利酒庄，与澳大利亚企业合作生产白糖。黑龙江农垦在俄罗斯布局粮食生产，广西企业到越南建厂生产木薯。
我国农业“走出去”事关我国农业发展的未来。面对诸多障碍，一是，国家应该制定农业“走出去”的总体战略。建议农业部牵头研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支持实力雄厚的企业到资源质量优良、比较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
二是，加快行政制度创新。政府应当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限和范围，引入市场中介机制，放松金融、外汇、信贷等监管，逐步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
三是，加强国际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政府教育部门和机构应加大“跨国经营”学历教育，有针对性地在语言、跨文化运作、并购等领域加强培养，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加贴近企业“走出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