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蜗牛审批”挑战简政放权执行力

    辽宁省锦州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是省级养老示范工程，也是市政府确定的2014年重点民生工程，原计划今年5月1日动工。可从2013年10月开始，尽管领导高度重视，并且由民政局一名副局长重点协调各种审批，可是历时8个月，经过39个单位，加盖了133个公章，仍然没有完成审批工作；下一步审批还要涉及7个单位，办理12大项审批手续。(6月30日《人民日报》)

    对于这样一个养老民生项目，当地政府安排民政局副局长参与协调，长达八个月的时间经过39个单位，加盖了133个公章，也未能完成审批过程。行政审批堪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让人唏嘘不已。政府主导的民生项目审批尚且如此之慢，普通创业者立项创业，岂不更慢？这样的“蜗牛审批”案例引发吐槽并不难理解。

    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流程过长，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基层与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干扰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还是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腐败挥霍的“温床”。泛滥的行政审批事项无疑应该精简，“公章旅游”的低效率行政审批模式无疑应该变革。李克强总理曾多次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理并逐步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并明确提出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把市场主体事项的决定权还给市场。此举体现了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与权力“瘦身”的姿态，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维护民众利益，维护政府形象。

    但是，从辽宁民生项目遭遇“蜗牛审批”的现实来看，行政审批化繁为简，真正做到简政放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此，我期待中央政府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配套措施，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简政放权的执行力，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消极应对“简政放权”，甚至审批事项“明减暗增”的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削减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压缩了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空间与部分官员表现政绩的机会，触动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从领导班子到人财物配备，上级对下级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上下级政府之间权力、地位不对称，下级有求于上级，是不争的事实。企业等服务对象更是有求于职能部门。此外，除了体制弊端外，来自于看似无形实则盘根错节的各种裙带关系、利益关系与官场潜规则也不可小视。民众可以对被削减的行政审批事项说“不”，但是未必敢对泛滥的权力说“不”。这一点，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地方政府土地违法事件与公章旅游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近年来，国务院取消了不少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法》对政府部门设立行政许可早有明确规定，但是某些职能部门与官员并不乐意接受因为权力缩小，导致官威减弱、利益缩水的现实，部分人心目中的权力情结、利益情结不大可能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行政审批项目清理活动难免会遇到各种阻力。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期间，职能部门与官员或许会有所收敛，但是清理风暴之后，还可能出现局部反弹甚至隐瞒或者私设行政审批项目的情况。

    要从根本上打破某些官员心目中顽固的权力利益情结，仅仅从数量上减少行政审批项目还不够。在这方面，公共行政管理专家丁煌教授的建议值得听取：“关键是要改变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引入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对地方政府不只由上级政府评价，主要应由下级政府、本地服务对象、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评价；既要公开评价结果，还要把评价结果作为问责依据。”

    如果下级政府部门、服务对象对上级政府部门拥有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官员政绩考核，顽固伸展权力之手的官员受到严厉问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某些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利益情结自会逐步淡化。简政放权才不至于陷入反弹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