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育红学校：地震孤儿永远的家

■全城动员：学校从一张白纸到生活教学用品齐全，仅用时十多天

■深情回忆：第一个孩子被抱下车时，在场教职工几乎都流下了眼泪

■朱保湘老师展示孩子们当年在学校门口的合影。本报首席记者 李青 摄

1976年7月28日凌晨，伴随着7.8级大地震，唐山4204名孩子永远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成为“地震孤儿”。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们，除了社会各界收养抚育了3000多名孤儿外，政府还建立了几所孤儿学校，其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管理最好的就是石家庄育红学校。如今，40年过去了，石家庄育红学校也早在1984年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曾在育红学校与“地震孤儿”朝夕相处的老师们却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特殊的岁月。

□本报记者 赵晓华

讲述

教导主任曾淑华：

第一个孩子被抱下车时所有人都哭了

76岁的曾淑华，就是石家庄育红学校的一员，作为教导处主管生活的主任，当时她总管着500多名孤儿的吃喝拉撒睡。“我见证了育红学校从1976年开始筹建，直至1984年完成历史使命解散的这段历史。现在闭上眼睛，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说完这番话，曾淑华仿佛陷入了回忆当中。

在曾淑华的整个从业生涯中，她带过数不清的学生，可最让她难忘的就是那些地震孤儿们，孩子们的音容笑貌已经永远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苗苗（党育苗）、红红（党育红）、新新（党育新）、刘文涛、王立新……他们都是我牵挂的对象。”念叨起这些名字，曾淑华如母亲般熟悉。

1976年9月8日11时，育红学校迎来了第一批148名唐山孤儿。“记得孩子们刚下车时，穿着十分凌乱，每个孩子胸前或臂上有个小布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姓名和住址。那个时候孩子们的目光呆板，精神恍惚。”作为一名母亲，曾淑华明白，他们还没有从失去父母的痛苦和惊吓中解脱出来，看到孩子们的神情她的心里像刀绞一样的痛。触景生情的不仅曾淑华一人，当第一个孩子被抱下车时，几乎所有在场的育红学校的教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石家庄市委派去大轿车，拉上孩子们去石家庄市一招洗澡。洗澡后，每个孩子从里到外都换上了一套新衣服、新鞋袜，几位理发师傅轮流给他们理了发。在曾淑华的记忆中，孩子们到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大孩子们还好，自己能够吃饭、休息，而那五六个需要吃奶的孩子就“麻烦”了，可能是不习惯，几个孩子一个劲儿地哭。虽然给这些孩子准备了牛奶和奶粉，但夜间没有火炉来温奶，老师们就端着奶锅敲开附近住户的门，“群众一听说是给唐山来的孩子们温奶，就急忙弄火，没有一个人嫌麻烦。”

“唐山的孩子们是我这辈子的牵挂”

1976年9月28日，第二批地震孤儿183人从唐山来到石家庄育红学校。29日，第三批153人也来了。1982年春节前，105名孤儿从邢台育红院来到石家庄。“就这样，石家庄育红学校陆续来了500多名孤儿，他们的年龄从几个月到16岁不等。学校的设置从保育班到小学、初中、高中都有。”曾淑华说，记得孩子们刚到校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教学楼还没盖起来，他们只能在生活区里活动，在宿舍里学习、生活。那时候，学校有生活老师六七十人，分三班倒，不仅设有洗衣房，还有负责给孩子们缝缝补补、做小件衣服的缝纫房。

“一个月后教学楼就盖起来了，孩子们去上课后，我每天早上都召集生活老师开会总结工作，部署下一班的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每次都不忘了嘱咐老师们多一些母爱，让孩子们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在随后8年的日子里，曾淑华每天早早来到学校，等孩子们睡后才回家，晚上10时前没回过家。

现在，育红学校里最小的孩子也40岁了，党育苗、党育新也早已成了孩子的妈妈，“党育红在四五岁的时候，被奥地利的一对夫妇领养，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从事了服装设计工作……”曾淑华说，当年的“孤儿”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着。而她也品尝到了当众多孩子母亲的甜蜜，每年过年的时候，她都会接到很多孩子的祝福电话，幸福满满的。

教师刘曙光：

“没陪红红最后一晚是永远的遗憾”

“是一场大地震让我和陌生的唐山有了一辈子的情缘。”1976年，时年27岁的刘曙光在唐山大地震后，将8个多月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顾，自己来到育红学校担任教师。虽然刘曙光当时担任中学组组长并教授初中语文，但保育班却对她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当时保育班里的党育红、党育新和党育苗都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看到她们心里的感情真的不同。”

那个时候，刘曙光看到第一个被送到保育班的红红（党育红）才八个月却要靠饼干充饥时，她的眼泪下来了。她快步走上前去，将红红搂到自己怀中，用自己的奶水哺育起这个软软的小东西。很久没喝到母乳的红红，那天几乎将刘曙光的奶水“吸干”，回到家后的刘曙光却没有奶水给自己的女儿，只能喂奶粉。

1977年，唐山大地震后一周年，刘曙光送这些孤儿到唐山过暑假。当她登上唐山市的凤凰山，眺望城市时，发现这里仍满目疮痍，遍地都是简易房。那一刻，她更加心疼育红学校里的孩子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对人生心灰意冷，有的孩子担心灾难再至会将勺子等生活用品藏起来。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她告诉孩子们和自己：“要学会忘记。”

“来到育红学校四五年后，党育红被奥地利的一对夫妇领养了。记得孩子在走的头一天晚上，非要搂着我睡一晚上。可由于种种原因，红红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一想到这我的心里就难受。”说起这段小插曲，67岁的刘曙光落泪了。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刘曙光和很多原育红学校的老师来到唐山看望自己的唐山儿女。“一见面，孩子们抱着我们哭，不喊老师，都喊我们妈妈。”刘曙光说，那年自己一下子当了姥姥、奶奶。因为自己的唐山儿女也有了下一代，他们的人生走向正轨，脸上洋溢着幸福。她知道，时间会冲淡伤痛，那8年为孩子们的付出没白费，“我把青春最美好的8年给了这些孩子们，他们健康成长是我们所有育红学校老师的心愿，他们是唐山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

如今，刘曙光看到唐山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那是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奇迹。”现在满口唐山话的刘曙光总被人们误认为是唐山人，殊不知这些唐山话她都是跟育红学校的孩子们学的。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刘曙光想再去看看孩子们，想再登上凤凰山，看看这个让她一直震撼的如凤凰涅槃的城市。

教师朱保湘、张占修：

“一声声老爸让他们心头温暖”

作为石家庄育红学校校牌的书写者，朱保湘对这所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记得学校刚组建时，学校领导将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接到书写学校校牌的任务后，朱保湘去图书馆查阅了很多资料，多次练习后终于写下了“石家庄育红学校”几个字，这个牌子一直挂到1984年育红学校解散。

作为一名中学组的班主任，73岁的朱保湘总是会回忆起和育红学校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因为是男老师的缘故，当时我对他们比较严厉，就是希望他们成才。”朱保湘说，当时自己所管班级的孩子们年龄小，可能体会不到，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对自己的感情越来越深。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饱含深情地叫“老爸”。

和朱保湘的感受相同，原育红学校的美术老师张占修看着手中自己给育红学校的孩子们拍的照片感触颇深。当年，张占修除了当美术老师，还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因此他特别爱给孩子们照相。带着孩子们去公园、郊游、集体活动……张占修的相机留住了各种镜头。如今，张占修已经71岁了，他决定将保留了40年珍贵照片交给曾经育红学校的孩子们。“我希望这些资料能永远流传下去。”在他心里，那一声声老爸就是最温暖的感动。

希望再去唐山看看

石家庄育红学校校址位于长征街，当时先后从70多个单位调了260多名教职员工，包括教课老师、生活老师和后勤人员。当时，一批唐山孤儿要来石家庄居住学习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各行各业人士争相出人出力出钱，为唐山孤儿尽一份力。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桌椅、床铺、教学器具就到位了。

作为唐山大地震后特殊时期的“产物”，育红学校存在8年，共接收孤儿655名，大的17岁，小的6个月。后来他们有的升入大学、中专，有的参军或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1984年，当最后一批176名学生全部送回唐山安置，育红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育红学校改为石家庄幼师（现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育红学校的老师全部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

“但是，‘育红精神’的爱和奉献被继承了下来，这种爱和奉献是自然的本性，发自骨子和灵魂深处的。”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郭建怀说。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曾淑华、刘曙光、张占修、朱保湘……这些育红学校的老师们，都希望有机会能再去唐山，看看他们日夜牵挂的孩子们。

编辑： 孙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