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一男大学生查出艾滋病 嚎啕大哭（图）
红丝带，是对艾滋病认识的国际符号。像一条纽带，它象征着我们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关心与支持；象征着我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渴望；象征着我们要用“心”来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它将世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抗击艾滋病……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副标题为“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控制艾滋”。意在说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到了关键时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动员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集中各方面力量，开拓创新、破解防治工作难题，控制艾滋病流行。
红丝带之样本篇:
查出了艾滋病的大学生嚎啕大哭
燕赵都市报 记者 祁胜勇 文/图
近年来，男男同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比例逐年升高,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如何实现向“零”艾滋迈进，还有艰难而漫长的路程。
他们的绝望的哭声令人心碎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楼，有一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门口的牌子是“健康咨询门诊”，每天要咨询检测几十人，来检测的人中，他们脸上都有着很沉重的凝重。
咨询、检测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人发生过高危行为，觉得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都可以来这里检测。另外，在各级医院、以及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在市疾控中心的这个艾滋病咨询检测门诊，现在每年的检测人数已超过2000人。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艾滋病防治所刘淑君所长已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现在她还坐诊，这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知识女性，每每遇到检测者被查出艾滋病抗体为阳性，她惯常的做法是，将患者带到一边，给予心理主持与治疗的鼓励，许多患者都喊她刘姨。
尽管现在有了诸多抗艾滋的药物，可以达到让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长时期带毒生存，但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结果还是令感染者绝望、恐惧。
他们的哭声令刘淑君心碎。一次她坐门诊时来了一个小伙子，今年读大二，他的男朋友，刚刚经过确认实验诊断为艾滋病，所以他的男性伴就带他来了咨询。他第一次表现还平静，第二次当得知也感染了艾滋病时，这个小伙子嚎啕大哭！
还有一次，是爸爸妈妈陪着独子来的，在别人眼里，这是个特别幸福的家庭，父母一个从政当领导、一个经商，都很成功，他们的儿子是个很帅气、看起来很阳光的大学生。
检测的结果是阳性。刘淑君将这一家三口叫到办公室，刘淑君开始与他们沟通时，父母表现得非常的坚强，刘淑君说，孩子你先出去，我跟爸爸妈妈聊一聊。孩子一出去爸爸妈妈的眼泪就唰地下来了……
艾滋病带给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眼中的绝望，令刘淑君终生难忘。
还有一个小伙子，他刚刚拿到了大学通知书，就来检测了，此前他参加过同性恋的聚会，没有想到，他也检出了艾滋，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艾滋病防治所刘淑君所长。
青少年感染速度已超过艾滋病上升速度
据统计，石家庄的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特征也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传入期，主要是出国人员，世界上发现艾滋病最早在美国，1981年。石家庄发现的第一例是在1989年，是一个归国人员。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血液传播，主要发生在非法采供血及共用注射器吸毒造成的感染为主。
第三个阶段就是最近几年，性传播成了主要传播途径，占全部感染的90%以上，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六十。
今年我省已报告1131例，年度报告首次破千。性接触传播所占比例高达95.9%，总数的64.5%为男男性接触感染。其中青年学生增幅超五成。
男男同性传染成为艾滋病传播主体，在其他一些地区更加严重，不久前，华商报报道，从2007年至2013年，西安市学生中感染艾滋病者逐年增多，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现学生感染者近200人，其中同性传播的病例占76.3%，基本都是男同性恋。目前本地报告最小患者为15岁(男同性恋)。西安现有艾滋病人群中，男女比例为9：1，20-49岁为高发年龄。
刘淑君介绍，石家庄市的艾滋病仍于低流行状况，但令人忧虑的是，青少年的艾滋病感染率超过了艾滋病本身的感染速度，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大学生感染者也越来越多。在的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的感染者最小的只有16岁。
“那个小伙子非常漂亮，退了学跟着一个演出团队，开始他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后来，加入了这个“圈”，也从来不知道使用安全套，等我们检测时他不但感染了艾滋病，他还同时感染了另外两种性病——梅毒、尖锐湿疣。”刘淑君痛惜地说。
刘淑君和她的同事们，在同性恋人群中发展了很多“同伴教育员”，经常组织一些预防艾滋的活动，在一些同性恋活动的场所，经常能遇到中学生，有的还是重点中学的，还有一次竟然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刘淑君问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一个山区县来的。刘淑君又说你星期五怎么来了？他说今天放假了，本来不放假，家长以为在学校，他是住宿的。
“石家庄的艾滋病重点，我们最最关注的就是男性同性恋人群。”刘淑君说，这种情况不仅城市有，农村也不少。
忧虑：不能将“非主流”当做时尚
小王是记者遇到的一个小伙子，他两年前刚刚从高危的同性行为中摆脱出来，他说自己原来是很正常的，看了一个专家写的关于同性恋的一本书，对照书中，感觉自己可能是同性恋，后来遇到一个男朋友给他看同性恋的光盘，于是他就成了另外的样子……
女生小齐在一所高校上学，刚到学校，小齐很吃惊，宿舍里有一个同学是同性恋，后来她很快在舍友中找到了女友，两个人就搬出去住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平常。
刘淑君忧虑地说，现在的一些媒体、公众人物太不负责任了，整天这个“出柜”、“同性婚礼”、“伪娘文化”什么的，我对同性恋者很尊重，但觉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非主流的东西会影响青少年。
“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宣传鼓动的影响下，孩子们更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新潮，当成一种时尚，本来可能不是这种性取向，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时尚。比如一个宿舍里8个人，6个人进这个圈了，实际上有的可能并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受外界环境影响也进入到这个圈了。对他将来一生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感染了艾滋病，那他后半生就很痛苦了，虽然现在的抗病毒治疗可以让他长期带毒生存，但是现在还不能根治，需要吃一辈子药，而且还有很大副作用”。刘淑君说。
网络的兴起，给了一些不法者散布同性黄毒的机会，石家庄一名扫黄打非的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就举报过许多个同性群，有的还是教师群(如觉太惊人，可以将群字去掉，胜勇注)))，他们之间经常询问：你又“同化”了几个？
在今年的净网行动中，河北省警方打掉了一个同性黄色Q群，此群人数高达千余人，成员可交友约会，分享淫秽视频信息。警方介绍，这些色情视频令人发指，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以至于染上艾滋病，其中艾滋病毒携带者是一名管理员。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河北，媒体报道去年广州40多所大学里面都已有了艾滋病感染病例，其中某大学甚至已发现感染艾滋病病例超过10例。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介绍：大学生中的艾滋病主要集中在‘男同’中间。
王鸣说，以往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是很稀少的，然目前大学生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还不算太高，但是发展趋势越来越严峻，这是事实，需要正视。”
同伴教育员接连感染 避孕套防艾宣传是本末倒置
又到艾滋病宣传日，避孕套预防艾滋的宣传又开始铺天盖地。
作为从事防艾工作多年的专家，刘淑君有自己的看法。
她最失望的是，几年来，在自己熟悉的同伴教育员中，也有人感染了艾滋，而他们是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防艾知识的宣传员，他们掌握的知识可以说是很全面、也很专业的。
最近发现感染的那个小伙子，平时表现非常好。刘淑君很生气，叫过来问他，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
这个同伴教育员说，他与陌生的性伴，比如说从网上认识的还是使用安全套的，但与自己长期的伴儿，就不用了，觉得是熟人。
其实很多感染了艾滋病的男男同性恋，也多是这种情况，认为熟人、固定的伴侣就不用了，但同性行为，往往很难保证做到仅仅保持一个性伴，很容易掉以轻心而感染。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介绍，甚至有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以报复的心理故意传播，但法律都没有办法处理，怎么样才能确定他是故意的？
刘淑君介绍：近些年来，国外一些专家在总结了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性病、艾滋病的“ABC”原则。“A”是英文Abstinence(禁欲)的第一个字母，这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进行性活动，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危险就大大降低了。 “B”是英文Be faithful(做忠诚的人)的第一个字母，意思是对不能禁欲的人，要做到夫妻双方或有性伙伴关系的双方相互忠诚。与多人发生性行为是性病、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C”(英文安全套Condom的第一个字母)，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无法做到A、B这两点，正确使用安全套也可以减少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危险。
刘淑君忧虑地说，现在许多人光讲安全套教育，其实最重要的是前两个。这样的宣传会越防越多，有些人好像原来可能还在自己压抑自己的想法，现在也不压抑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特别对孩子，应当是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一个孩子有羞耻感，是最好的保护。传播途径大家知道了，性、血液、母婴，现在主要是性，怎样预防，首先就是性道德。本来你第一道关要卡住，没有办法了才是安全套，现在好像把安全套放在第一位了，本末倒置。
但她表示，我们还是要在高危人群中大力宣传安全套，因为即使是感染者，也有可能感染其他性病，或者再度感染有抗药性的艾滋病毒。
冀中学院党委书记任振焦对记者说，一些机构要来我们学校搞避孕套教育，我们坚决回绝了。我们学校坚持国学教育，培养学生做君子、淑女，多年来，学校里这种现象没有出现。“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这样的口号令人振奋，刘淑君说，实现这个目标，根本的宣传教育的关键点还是A、B、C并重，尤其是A和B,这需要整个社会的认同。
工作人员在监测血样。
红丝带之访谈篇:
性道德教育是防艾最坚实的防线
燕赵都市报记者 祁胜勇 文/图
艾滋感染向“零”迈进有无可能？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最有效的防艾教育方式是怎样的？
记者在北京专访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泰斗级专家、原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性病艾滋病研究室主任朱琪。
中国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第一人
朱琪今年79岁，精神矍铄，现在还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1987年进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1999年从性病艾滋病研究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又任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多年，至今仍关心和参与防艾教育。27年里他参与并见证了我国抗击艾滋病的历程。
1981年美国艾滋病流行后，他就开始关注并收集资料。1987年到中健所时，中国还没有发现艾滋病。那一年，他发表了《艾滋病与生活方式》，资料完全来自美国，他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而不是艾滋病毒上。这是国内最早的防艾文章。
1988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在马尼拉召开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会议，受卫生部委派，朱琪等三人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
朱琪提出：在艾滋病刚开始出现时，人类有可能依靠传统的性道德在较短时间内遏止其流行，而避孕套不可能。性自由造成的性乱，严重破坏了人体生殖道正常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导致了性病艾滋病的流行，还促使新的性病病原体不断形成。性道德是人类祖先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总结出来的科学成果，除了可以预防过去和现在的性病，还可以防止未来出现新的性病。抛弃了传统的性道德，也就丧失了人类预防性病的最大优势———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
会议后朱琪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健康教育工作，1988年12月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提倡和遵守性道德使人类免遭艾滋病之祸》，为此他被称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第一人。
上世纪曾有世卫专家预言：到2010年时，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会超过1000万。根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5万人，加上已经染病死亡的24万人，总数应在百万人左右。2014年数据虽尚未公布，但这一预言其实早已落空。
朱琪欣慰地说，这主要是老祖宗的文化福荫，中国是一个视儒家思想为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仍在顽强地抵御着性自由逆潮，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恪守着传统、本分的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国家预防艾滋最大的软实力。
“安全套”不能实现“零迈进”
“‘安全套’这个名称是错的,”朱琪笑谈，在美国，没有“安全套”的概念，英语condom是以17世纪一位英国医师约瑟夫·康德姆(JosephCondom)的姓命名的，“称它避孕套还可以，称它安全套，太夸张了！”
朱琪等专家曾考察过国外的一些情况，在一些艾滋病已经流行起来的国家避孕套还是有效果的，但也不能保证彻底阻断传播。
10多年前，退休后的朱琪参加一次世界艾滋病日的街头宣传，主办方请了一位演艺界大腕到场，在大街上宣传和分发“安全套”。会下朱琪问赞助厂商，公益活动，大腕不用出场费吧？厂商回答不要出场费，但车马费还是要的。朱琪问这次给多少，厂商伸手展开五指，说是五万。惊得朱琪说不出话来，心想买飞机票够绕地球好几圈了。“我如果推广‘安全套’，早发财了。”朱琪笑着说。
朱琪认为，在高危人群中推广避孕套是必要的，但仍然要把性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改称“安全套”引起心理误导对防艾很不利。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美国一直执行大力推行避孕套的政策，但是美国性病艾滋病严重流行的事实表明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更是严重失败。为此美国政府从1996年起开始对青少年实行没有婚前性行为的禁欲教育，一直延续了15年以上，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不了了之。原因是美国社会上色情信息狂轰滥炸，半个世纪的性自由生活方式积重难返。
朱琪介绍说，从一开始，避孕套的预防效果就受到质疑，因为用以预防怀孕的年失败率通常高达10%左右。艾滋病病毒远比精子小，可以透过生殖器官粘膜和肛肠粘膜入侵，通道无数，远较精子进入输卵管这条唯一通道多得多。另外，怀孕还受年龄和排卵时间等限制，而艾滋病病毒感染不受任何限制，加上避孕套的质量、是否能坚持每次都用等多种因素影响，都决定了感染艾滋病病毒比怀孕容易实现。因此，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失败率会远高于预防怀孕。同时，受利益驱使生产的避孕套质量更是难保“安全”。
中小学“安全套教育”往往是有害的
许多人都见过这样的报道：某某学校进行防艾宣传，给香蕉套避孕套。对此，朱琪一直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性教育，是“性教唆”。
他质问：你们调查过没有，在套香蕉时，周围有多少孩子从害羞，一下子转变成性冲动反应？
他引用一个心理学例子。一个人有洁癖，心理医生用“满灌疗法”治疗，把他的手强按在一些其实并不脏的脏物里，患者开始惊恐得挣扎大叫，事后却看到手一点问题也没有，他的洁癖也就此消失。被打掉的羞耻感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心理防线。
朱琪认为这样的防艾教育害处有四：一、唤醒了还不懂得什么是性行为的青少年，使他们产生对避孕套的好奇心和尝试性行为的欲望；二、接受过传统性道德教育的青少年并非没有性冲动，而是受到了自我克制。“安全套”教育会激起他们对不应该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正确观念产生怀疑，甚至动摇，削弱了自我克制能力，还有可能去尝试性行为；三、对于已经具有强烈性行为欲望，但还不敢尝试的青少年来说，原因是有三怕：怕学校处分；怕父母反对；怕怀孕和性病艾滋病。由于“安全套”教育是在学校进行的，学生会认为学校并不反对他们有性行为，消除了学校处分的顾虑；也因为在学校推行“安全套”教育，学生就有了理直气壮地拒绝父母反对性行为的理由；再由于只讲“安全套”安全可靠，不讲或很少讲失败风险，这就从心理上解除了对怀孕和性病艾滋病的畏惧。三个引起惧怕的因素一旦同时消失，学生们便有了性的行动自由。四、少数尝过禁果的学生，原来因自己的越轨行为不安，此时一扫而光。他们的性活动不但会越来越活跃、公开，而且还可能向同学介绍经验，成为教唆者。
朱琪说，有人说堵不如疏，堵是性道德教育，疏就是“安全套”教育。其实科学的性道德教育，讲清楚不应有婚前性行为的种种科学道理是更好的疏，只有空洞的道德说教才是堵。
有人反驳：你说教孩子们用“安全套”就会引起放纵，那么讲消防知识会不会引发放火？
朱琪说，放火与性尝试是两个概念，人有趋利避害本能。性是人的本能，青少年本来就有对性的欲望，受到“安全套”教育诱惑后，必然趋利。相反，火是灾害，玩火柴的小孩挨一次烫就再也不敢玩火。纵火引起火灾，伤人毁物，是犯罪，学生当然避害。这种违背科学的理由，似是而非，居然还迷惑了许多人。
性道德教育是向“零感染”迈进的唯一途径
朱琪一直关注着曾是非洲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乌干达，该国家大力推行避孕套，但没能遏止艾滋病不断攀升。后来，一位美国学者在那里从小学开始推行性纯洁教育，乌干达总统很支持。十多年后，受性纯洁教育的孩子们成长起来，乌干达艾滋病高发的状况迅速扭转。而在日本，从中小学的禁欲教育改为“避孕套教育”后，青少年的艾滋病感染率大幅度攀升。
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是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恶果之一，美国的《金赛报告》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人认为金赛开辟了“现代性科学”，但也有许多美国学者认为，《金赛报告》给美国社会道德带来了极大破坏。最近，他与一位同事合译的《金赛：罪行与后果》将正式出版，作者是美国人。
朱琪说，必须传承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性道德教育，知礼、知耻、节义、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亟待我们用现代科学去进行诠释。重视传统文化是很好的事情，遵循伦理道德，是向“零感染”迈进的唯一途径。
红丝带之解读篇:
“防艾前哨”直面内心焦灼
燕赵都市报记者 刘伟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途径接待艾滋病自愿咨询者一万余人次。近年来，这一数字连连创着新高。咨询的声音、文字里，既有陷入“恐艾”之中，反复前来求助的倾诉，也有一时冲动发生高危行为后，不知所措的焦灼……专家们长年坚守着这一方“防艾前哨”。
陷入“恐艾”———
多次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依然焦虑不安
在咨询者中，有这样一位女士让防艾专家记忆深刻———没有过高危行为，她已经多次赶到现场进行咨询了，每次来都忧心忡忡的。在外出逛街时、去医院看病后，会不会因为衣服上、鞋底上粘上艾滋病病毒而被感染，成为这位咨询者反复焦虑的闹心事儿，“真的不会吗？能确定不会被感染吗？”尽管防艾专家一次次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她说的情况不会被传染，但这位将信将疑的咨询者还是忍不住会来反复确定。
谈到“恐艾”，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刘淑君表示，一定比例的咨询者或多或少面临着恐艾的困扰。与上述这位咨询者不同，一些咨询者是在发生高危行为(主要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后出现难以疏解的“恐艾”焦虑，有的咨询者虽然在窗口期后已经做了几次，甚至十几次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反复拿到阴性结果，仍然难以排解内心的恐慌。
在一次外出聚餐、喝过酒后，晓力(化名)没能把持住自己，发生了婚外性关系。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回想起头天晚上的经历，不由得一阵紧张。因为醉酒而记不清自己当时有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他立即在网上查找有关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对照自己昨晚的行为，他越查越害怕。
为了弄个清楚，晓力急匆匆赶到了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他要求医生尽快给他做相关检测。听了晓力的叙述，医生告诉他，高危行为发生后要知道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需要在“窗口期”过后再进行检测。
我嗓子有点疼，头也不舒服，这是不是艾滋病的前兆？我的胳膊上新长了一个小红疙瘩，这跟艾滋病有关吗？……在此后一段时间的等待中，晓力的焦虑日益加重。
如何跟家人交代？工作怎么办？……他假想着自己确诊后的情形，连续几天不能入睡。
终于熬过了“窗口期”，再次来到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已经憔悴了许多。经过检测，晓力终于得到了阴性的结果。但此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在看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言论后，他又开始关注于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又开始焦虑起来。于是他继续奔波于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多家医院，甚至到外地进行咨询、检测。每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但他还是怀疑自己已经染病，工作时总胡思乱想，面对妻子孩子时心怀愧疚甚至想逃避，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专家心语：
“有的咨询者因为有过高危行为，之后坚定地认为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不适就是因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些人会反复拨打电话咨询，或者反复去做检测，对阴性结果又持怀疑态度，认为检测结果不准确”，刘淑君告诉记者，艾滋病恐惧症俗称‘恐艾症’，是一种对艾滋病的强烈恐惧，并伴随焦虑、抑郁、强迫、疑病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因为过度紧张，一些恐艾者出现了焦虑、强迫等心理问题，需要进行心理治疗。而远离高危行为是避免产生相关恐惧的有效方法。
刘淑君表示，艾滋病的诊断就是依据血液HIV抗体检测结果，任何症状都不能作为艾滋病诊断的依据，不要随便对号入座。在一个人发生了高危行为，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人体血液中才可以产生艾滋病病毒抗体，这段时期称为窗口期。因此，高危行为发生后要知道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需要在窗口期过后进行检测。
一时冲动———
偶然的放纵引来追悔莫及
阿L(化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事业处于上升期；妻子贤惠，孩子的出生更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也给他带来更强的奋斗动力。
但是半年多前的一次无保护的婚外性行为，让他陷入阴霾之中。当时，他出差在外，没有把持住自己。事后，除了对妻子的愧疚，对性病、艾滋病的一些了解，让他忐忑不安。一段时间后的一个清晨，他首先感到了咽痛，是因为天气干燥吧，多喝水就好了，他不愿意往坏处想。但是到了单位后，他身上开始发冷，全身无力，出现低烧。自己身体素质一向很好，家里、办公室内也没有人感冒，阿L找不出引起发烧的原因。
难道真的是那个病？深夜，他无法入眠。
肯定要通过检测才能知道是否被感染了，是不是先找人问一问？他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和关于检测的疑问，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答复他，目前诊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常规方法是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而人体从感染病毒到产生足够的抗体可以证实感染，需要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后，阿L走进了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个难忘的下午，他拿到了自己的HIV抗体确诊证测报告单。阳性，虽然无数次意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但是真正拿到这一结果时，他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专家心语：
“曾经接待过一位母亲，她含着泪希望我们再给她的儿子做一次检测，而他的儿子已经做过确证检测，明确是HIV携带者”，在如今的工作岗位上，刘淑君深切感受到了不负责任的一时冲动可能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刘淑君还特别提醒，性接触中，正确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以大大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性，因安全套提供了一种物理屏障，避免直接接触性伴的体液，相对来讲是安全的，但也不能保证100%安全。例如，若安全套过期易破裂；安全套使用过程中出现意外滑脱等情况。因此，远离高危行为最重要。
把脉疫情———
部分高危人群没有主动咨询检测意识
记者11月26日获悉，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结果显示，石家庄市艾滋病疫情总体仍呈低流行状态，但在部分高危人群中呈上升趋势；性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据刘淑君介绍，目前石家庄市艾滋病疫情保持低流行状态，疫情特点包括：
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男男性行为传播上升明显。最近两年石家庄市新报告的艾滋病疫情中60%以上是由于男男性接触感染；
艾滋病感染人群呈现多样化。青年学生报告病例增加明显，其中大多数为男男性接触途径感染；老年病例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流动人口感染者占今年新报告病例的45%，仍是控制的难点。
部分高危人群没有主动咨询检测意识，是今后疫情防控的难点之一。同时，随着艾滋病更广泛的流行，家庭内的感染以及偶然的婚外性行为感染将会继续增多，一些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还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存在进一步传播的危险。
刘淑君提醒，目前石家庄市的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进行艾滋病咨询检测是免费的。如果愿意接受咨询和检测，可在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到相关的免费服务，并可登录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宣传网站—“刘姐在线”(www.liujiezaixian.com)，或直接拨打健康热线12320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