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法伯:移动互联网变革中国将是主角
大卫·法伯(被誉为“互联网祖父”)上世纪50年代加入贝尔实验室,七八十年代曾帮助组建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网,以及美国科学基金会网、美国国家研究与教育网等。
大卫·法伯认为,现在中国正在走创新道路,出现新的点子,就像美国、日本一样,中国显然是有足够的人才进行创新,而且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来检验这些想法。
要说预言到网络改变世界,可能是比尔·盖茨
新京报:你被称为“互联网祖父”,如何评价做出的贡献?
法伯: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叫我“互联网祖父”:我的很多学生是“互联网之父”。
我对互联网有很多贡献,最大的贡献是参与组建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网(CSNET),这基本上是美国互联网的前身。当时的计算机科学界很尴尬,不被基础科学界认可,我们说服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给了网络研发一个机会,这之后日本、德国、中国也发来请求想要联网。几个分散的网络最终连成一个大网,并从学术界走向了商业化。一开始,互联网技术是很昂贵的,但当它变得人人都可承受时,互联网就变成了对文明有益的事。
新京报:你在早期研发时,是否预言到互联网会改变世界?
法伯:我不觉得任何人能够预言到,如果真的要说有谁预言到了,那可能是比尔·盖茨。早期研发需要很大的电脑,除了学术界没有人能够拥有它。当有了PC后,调制解调器、浏览器等商业应运而生,互联网才真正插上了翅膀,起飞了。
新京报:过去三四十年,你觉得互联网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改变了世界?
法伯:世界变小了。现在我们立刻就能知道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早期,不同国家的人要互相交流很麻烦。在美国,曾经很多年打电话给其他国家时,1分钟至少要收1美元,费用相当昂贵。互联网有了后,沟通突然变成免费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
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惊讶的是零售业的变革,人们开始通过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购物,这是我没想到的。
政治和社会层面受得影响就更复杂了。很多地方的政治进程改变了,人们利用网络来竞选,一个小团体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放到最大。但也有负面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极端组织,就利用社交网络雇用人,这在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推动创新中国将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新京报:移动互联网变革中,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法伯:中国绝对会是主要的角色。现在中国销售的手机我相信和世界其他地方销售的手机一样好,而且更便宜。中国的手机用户增长非常快,人均占有量可能会超越美国。未来几年中国如果能够把重心放在创新上的话,可以引领世界。
现在中国正在走创新道路,出现新的点子,就像美国、日本一样,中国显然是有足够的人才进行创新,而且有足够的人口数量来检验这些想法。中国在推动创新上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统商业将面临挑战
新京报:目前互联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法伯:一个挑战是传统商业。在很多国家,长途电话往往是很大的一笔利润,而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因为它并不花钱。
一些国家担心互联网会导致同质化,导致自己文化的丧失。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一个例子是,在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保留区,人们曾经很担心因为互联网失去了自己的传统,但事实上,当他们用社交网络来传播语言、文化之后,这反而成为让文化传统延续的很好的工具。互联网为重建一些地区文化,提供了很强大的工具。
新京报:如何在国家安全、个人安全和信息传播之间取得平衡?
法伯:安全问题在互联网诞生之际就有了。有些安全问题是需要关注的,特别是当互联网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些漏洞需要解决。但在限制互联网时,一定要谨慎。
制定新法律要十分谨慎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互联网法治化?
法伯:我们已有足够多的法律来保障,防止侵犯隐私,防止向儿童传播色情。但要注意,制定任何新的法律,都要十分谨慎。互联网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很多国家的商业经济成功都取决于互联网。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愿景是怎样的?
法伯:接下来的10年会是移动时代,手机让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潜力释放到了最大。移动上网的普及性会爆发,它会改变世界的文化。它带来的变革会比互联网本身的发展还要剧烈。
我与互联网
1 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答:我每天能收到300份电子邮件,我的学生24小时都可以发邮件联系我,我会给他们回邮件,有时我们也会视频电话。
2 问:你使用什么上网工具?答:网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家里有很大的PC,旅行时有笔记本电脑,还有7英寸的Nexus平板电脑,但旅行时智能手机用得最多。
3 问: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答:主要是收发邮件。互联网就像我的一个没有办公时间的办公室。
编辑: 赵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