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坠子戏唱红一方
世纪50年代初,正是国家抓戏改的开始。一些民间剧团便想赶紧为自己找个“婆家”,而一些县市也想尽量多地为本地收留一个剧团。据曹涌波回忆,已经在深泽县唱红的段、罗、白等几家人,找到县文化部门,提出不要县里一分钱,将戏班挂靠在深泽。这个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之后,县里将戏班正式命名为“深泽县红虹坠子剧团”。
有了正式的名分,天南地北的艺人们便纷纷投奔而来。之后的五年,坠子剧团步入黄金时期。作为建团元勋的白、段、罗几家,提出“一年不开工资,置箱置行头”,演职员们积极响应,大家节衣缩食,拼命演出。东至济南、德州,西至太原、大同,南至邯郸、安阳,北至天津、北京,剧团几乎是每演出一个台口就将收入存封在当地,待日后去取。吃惊的剧场经理们总也揣摩不出这个剧团到底“趁”多少钱。连续几年,红虹剧团的收入都在全石家庄地区排名第二位。
曹涌波记得,1958年的县城四月庙会,红虹剧团凭借连本戏《杨家将》,赚足了观众的喝彩。那时可能大家都没有料到,挫折即将到来。这年11月,处在“大跃进”时期的深泽先是划归束鹿县(今辛集市),后又划归了晋县(今晋州市),红虹剧团就此被命令解散了。1962年,待到剧团恢复后,回到戏台上的那些老艺人没敢追问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戏箱行头到哪里去了,只是急急忙忙地一边张罗着演出,一边分头去寻找那些已散落到各地的坠子艺人们。就在演职员们共同努力,排演新剧目,剧团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剧团被第二次解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终于得以恢复。老艺人段玉琴、罗素格、孟兰申等,在县人民礼堂恢复上演深泽坠子的看家戏《王清明投亲》、《回龙传》,演出竟达一个月之久——多年看不到古装戏,人们憋坏了。之后,经过加工整理的连本戏《回龙传》,演遍了石家庄、太原、保定、阳泉、榆次等地。
这期间,老艺人们一遍又一遍地给远在邯郸的琴师刘光印(小黑)捎信,但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1981年的秋天,当坠子剧团正在获鹿礼堂演出的时候,刘光印却突然风尘仆仆地找到了那里。曹涌波记得那是在后台一间编导室里,大家请求他留下来,但老人说他已拉不动坠胡了。人们不信,赶紧拿过来坠胡,刘光印生疏地将坠胡放到腿上,哆嗦了好半天也没按出几个音来。段玉琴提出来跟着他的坠胡唱一段他们之间曾合作过千百遍的一个坠书小帽,但老人那涩涩的琴音依然没能让这个小段唱下去。段玉琴“哇”地一声哭了,老艺人们也哭了。第二天,曹涌波和几位老艺人送刘光印回邯郸。望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大家心里感受到无言的伤痛。
1998年,剧团排演由曹涌波编剧、王顺来作曲的现代戏《船过鬼愁潭》。此戏原名《末班船》,也不知是否应了这个名字,演过之后,杨焕青和段运吉等那代老演员就彻底告别了舞台。担当起深泽坠子戏传承任务的是以崔彦生(老生)、张晓红(青衣)、曹建更(三花脸)、张会肖(老旦)等为主的新一代人。
逗戏与献戏
说到老演员杨焕青、段运吉,不得不说两人“逗戏”的故事。王胡佳告诉我,两人都是角,同台演出难免一逗(斗)高低。所谓逗戏,就是临场发挥,现编现唱,合辙押韵,还不能跑题。有一次晚上演出《回龙传》,舞台上飞来一个马蜂,围着灯打转,两人为此就斗上了。马蜂转了5分钟,两人以此为题也足足逗了5分钟,待马蜂一飞走,杨老师一句词就拉回到戏词上,合情合理,衔接得当,弄得好多人以为唱马蜂的那些词就是戏文里的词。
“这也是过去传统戏‘跑梁子’的特点,无拘无束。”王胡佳说。所谓跑梁子,就是词不固定、调不固定,随意性大。我在采访丝弦时从老艺人安录昌那里也了解到,过去戏班子没有“作曲”这个职务,排新戏都是演员和琴师一商量,唱成啥样就是啥样,也不记谱。这种方式,演出效果因人而异,会唱的行,不会唱的就不能要了。上世纪50年代戏改之后,剧作家、作曲家介入,各方面都逐渐正规起来。
除了逗戏以外,当地还有一个风俗是“献戏”,即老百姓把演员请到家里,在家神牌位前献唱。如遇白事,称白事献戏,也即哭灵。据说,张晓红哭灵在当地无人能比。去了之后,主家把死者生平简单一说,张晓红现编现唱,合辙压韵,“把一院子的人都给唱哭了,就连和死者没有关系的人都能唱哭。”王胡佳的奶奶过世时就是张晓红唱的,“遗憾的是没有录下来,那种场合也不能录。”
传承与革新
说到未来,深泽坠子(其实也是所有剧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传承与革新。这是件两难的事,剧团总守出几出老戏不行,可是排新戏尤其是现代戏,不画脸谱,不穿戏装(连带着水袖功、髯口功等也就看不见了),再改革改革,能改什么?只能改唱腔。而唱腔改动一大,老观众就会诟病“不是坠子戏的味儿了”。这次费这么大劲改编的《白罗衫》,据说8月30日晚在县城夜市演出,年轻观众还是认可的,说是与时俱进,既有传承也有创新,老观众有的不买账,说“没有唱的坠子就不是深泽坠子了”。跑去看戏的王胡佳还和他们争论了起来:“这是一出做功戏,看的是眼神、动作、身段,没两下子演不了。”争论到最后,老观众们对崔彦生等老演员的做功是没的说,就是嫌唱段少,不过瘾,说“不唱还不如演别的戏”。这倒从侧面说明,坠子戏的唱腔是多么深入人心。如果剧作者们能多侧重唱段,或许就能“众口可调”。
唱腔与剧本,还可以人为左右,一个左右不了的问题是:后继乏人。比如现在剧团只有一位作曲家王顺来,将来若他不能写了,谁接班?目前剧团的演出状况倒还行,由一个老板承包,正式工加上临时工,30来人,每年正月初四、五出去,到麦收时回来,在辛集、宁晋、定州、唐县、顺平、望都、阜平、曲阳、赵县、栾城、获鹿等地跑台口,这期间台口基本是满的,一天最少两开箱。到种上麦以后、大冷之前,再出去一段时间。总的一年下来能演300多场。县财政每年拨款24万元,用于交保险及淡季发放基本工资,其他的就靠跑台口挣了,主要演员一天能挣100-120元,跑龙套的一天80-90元。县文广新局曾经和县职教中心联合运作招生,不但免学费还给生活费,结果没招上来,“成批招人不现实,以后只能发现一个苗子就做工作争取。”纪书强说。
平山县树石村的圣地坠子剧团,是一个民营剧团,也是拼命跑台口。部分剧目如《千里骑》、《二度梅》、《访南阳》等,仅是个别老艺人会演,已无剧本,如不抢救将面临失传。
比后继乏人更难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同剧种不同剧团,能否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现在很多剧团,或是老死不相往来,或是总想把自己那块独立出去。比如京梆子找了许多专家论证,最后也没能从河北梆子里分离出去。“一个剧种的形成,是历史的作用,哪能人为说变就变?”一位河北梆子业内人士说。王胡佳认为,强强联合才能让一个剧种发扬光大,如果各剧团能够联手打造精品,将有希望诞生一批超越老经典的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