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纪念章

　　我家有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那是父亲的遗物。每到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总要拿出来看一看，怀念敬爱的父亲贺季秋。

　　我的老家在保定高阳县，“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烈火燃遍高阳大地。我父亲受我大伯的影响，十几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任村青救会主任、公安员等。大伯是区长，地下党员，为了工作方便更名改姓。日本鬼子经常去村搜查、抓捕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悬赏50斗高粱来买我大伯的人头。有一次鬼子大队人马把村子包围起来，把村里男女老少都赶到村中庙前场地上，其中有我父亲和家人。“谁是村干部？”“谁是共产党？”鬼子大声喊叫着。全场百姓都鸦雀无声地蹲在地上。突然有位老乡动了动身子，鬼子见后，把他拽出来，问：“谁是村干部？”还没等老乡的“不”字说完，鬼子的军刀就把老乡的头砍了下来，头颅正好滚到了父亲的脚边，满地是血。受到惊吓的百姓都“哇”的一声喊出来，哭声一片。鬼子走到父亲跟前，问：“谁是村干部？谁是共产党？“父亲镇静地说：“不知道。”鬼子又把军刀架在父亲脖子上，全场百姓惊恐万分。父亲还是镇定地说：“不知道。”鬼子又问：“你家几口人？”父亲作答后，鬼子清点人数，问：“为什么少你大哥？”父亲道：“他外出做工了。”鬼子问：“到哪里？”父亲说：“大连”。鬼子威胁：“你小小的年纪在说谎，死啦死啦地！”军刀在父亲的脖子上蹭了蹭。父亲不慌不忙地说：“不信，你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这个信封其实是一个远房姑姑从大连寄来的家信，为了保护我大伯，父亲找了出来，以便应对。翻译抢过信封看后又拿着给鬼子看……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鬼子慌了神，收起军刀，骑上马带着队伍跑了。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地掩护了大伯，也保护了全村人的性命。

　　一天，地主麻喜南在街上大骂共产党，我大伯和父亲听到后冲上去把他打翻在地，大伯用枪对着他的脑袋说：“你还骂不？再骂崩了你！”麻喜南连说：“不骂了，不骂了。”过后，他并不甘心，就和其他地主暗地里和抗日政府作对。大伯常带着区里的干部或队伍晚上来爷爷家，每次走时，我奶奶、大娘和母亲都给他们烙很多饼，让他们带上吃。地主麻喜南、包子中、包子富夜间经常站到房顶上观察我爷爷家的烟囱，一有情况就去炮楼报告。敌人由于多次抓不到大伯和父亲，他们就把我爷爷、二伯、三伯抓走，关到炮楼里拷打、灌辣椒水进行折磨。后来经党组织全力营救，爷爷他们才脱险。

　　鬼子汉奸经常夜里来村抓人，他们堵门口、压房顶，父亲和大伯不敢在家睡，他们与敌人周旋，钻高粱地，下地道，睡夹皮墙……据大娘讲，他们回来一趟，把穿的棉袄拆开用笤帚一扫，可以扫出半碗虱子。他们管虱子叫“抗日虫”，有它也很光荣。这充分显示了父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8年，父亲被调到沧州市任南关区区委委员，2010年去世。建国初期，大伯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任司长。

　　我手捧纪念章，心情悲痛，思绪万千。纪念章承载着历史，承载着老一辈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