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上有个百变刺客
民国史上有个百变刺客
■华克之
■潘汉年
■晚年华克之。
民国史上有一个神秘的百变刺客，用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最出名的就是1935年组织刺杀汪精卫时用的化名华克之。他的人头曾被悬赏10万大洋，而他却在江湖上神秘的失踪了，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党的秘密战士，解放后又因潘汉年案件蒙冤入狱，平反后以一个报社编辑平凡地度过了余生。新华社发表他逝世的消息，用的是“张建良”这个名字。
参与刺杀汪精卫
华克之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在他的周围，迅速聚拢了几位曾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良策，他们下决心要消灭蒋介石，手段则是刺杀！当时，与华克之同住一起的还有一位共产党员，名叫陈处泰（即陈惘子）。陈经常向华克之等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对他们“五步流血”的计划也非常清楚。
作为党组织与华克之等人的联系人，陈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华克之等人血气方刚，没有接受党组织的意见。陈处泰将他们的态度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
华克之等人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暗杀计划开始实施了。为刺杀蒋介石，华克之进行周密部署，于1934年11月，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本人，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组成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在案发之前，晨光通讯社没受到任何怀疑。华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关注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一方面加快了刺杀蒋介石的步伐。他们获知，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会上动手。华克之成为刺杀行动的总指挥，而枪法精熟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四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掌握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显得踌躇满志。此次大会，除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各派要人齐集南京。当时，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主席。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但孙凤鸣还是顺利地进入会场。当各中委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摄影时，刺杀机会来临。但蒋介石迟迟不肯出来，转而由汪精卫作代表，与众人合影。孙凤鸣无法刺杀蒋介石，便向汪精卫开枪。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第一枪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汪精卫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汪精卫倒在血泊中。
成为潘汉年的助手
华克之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的眼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很快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为中社部副部长，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又指定他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领导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是中统、军统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同时在这里设有情报活动站。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于是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返回上海做情报工作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于是，华克之化名为张建良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与华克之一起担任沪、港之间交通和联络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轻女子。她是香港大银行家的女儿，以董事长小姐的名义，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堂而皇之地做着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这个董慧后来成为了潘汉年的终身爱侣。
通过华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港沪两地情报据点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连他的名字“克之”，也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后来晨光社行刺汪精卫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在兄长任庵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是爱国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华克之受命做联络人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这时潘汉年想到了任庵。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关系很深，他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从抗日事业的需要。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而颇感失落。任庵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两人相互都有需要。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原来，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常驻在周公馆。太平洋战争后，周佛海成为日蒋幕后活动的重要渠道，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与蒋介石拉关系，以求得蒋的妥协；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而周佛海本人，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任庵的出现，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
一天，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该司令官将请他去一次江西。此事正中周佛海下怀，遂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忠心耿耿，甘效犬马之意”。
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事实上，这位司令长官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保护和照料，因此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推荐任庵，司令长官欣然接受。既然双方各有所需，任庵当然不虚此行：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
于是，通过任庵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穿针引线进行沟通和联络，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渠道从此又多了一个。任庵成为司令长官的驻沪代表，以某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直接打入了日伪蒋勾结的圈子，周旋于江西、重庆与上海之间，为中共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
随着战局的发展，周佛海与这个司令长官之间的秘密渠道益显重要。蒋介石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收编、改编、整编伪军的“功劳”。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
在抗战后期，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 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据《人民政协报》
编辑： 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