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并且善于把读书、荐书作为一种有效工作方法的领导人,他对于读书、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一)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以“创奇事”,当然就不能漫无边际地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
毛泽东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
(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
毛泽东亲自编纂《农民问题丛刊》系列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
毛泽东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
他择读军事和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 揭示,有对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标举,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接连不断地向党内吹来与教条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新风。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
(四)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干部推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书
向个人荐书,毛泽东的针对性总是很具体。他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想这位将军增加点“文气”;他让江青读李固的《遗黄琼书》,是告诉她“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则是提醒,凭资历、能力,你做党的副主席还不够格,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这些推荐,透露出或期待或隐忧诸般人事心曲。
毛泽东向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推荐《精忠岳飞传》这类章回体小说
(五)落花时节读华章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史的偏好上。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在于反复揣摩,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达17遍。他还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随着视力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中外书籍达128种。
毛泽东晚年用自己的稿费印刷的大字线装书
毛泽东推荐的这27个书目,虽只是其一生攀援书山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他的阅读,同他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这样相融在了一起。
附:27个书目名单
1920年10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19种);
1920年11月写的文化书社重要书目广告(62种);
1921年4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47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60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农民问题丛刊》书目(26种);
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8种);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学书籍(7种);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书目(21种);
1941年9月为中央和高级干部研究组开列的书目(4种);
1941年11月为各地高级学习组开列的书目(10种);
1942年4月提议和审定的整风学习文件(22个);
1941至1943年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文献书籍(3种);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议干部阅读的马列书目(5种);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和审定的干部阅读书目(12种);
1954年1月提请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中外宪法文献(10种);
1958年3月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编选的《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
1959年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11种);
1959年10月南下视察前开列带走的书籍(100种以上);
1963年提议和审定的中高级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种);
1970年提议和审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阅读的马列著作(9种);
1972年至1975年嘱印阅读的大字本线装古代文献(86篇);
新中国成立后阅读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线装书(20种);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所收新中国成立后阅读的文史古籍(40种);
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86种);
晚年嘱印大字线装本中外书籍(128种);
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123种);
手书的历代诗词曲赋(句)(45篇)。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