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保国：干事成事是我最大的享受
李保国猫腰穿过果树乱枝，进入果园授课。进现场，才能知农情，对于这样的生活，他早习以为常。
午后，李保国在车上小憩。每天争分夺秒，是李保国的工作常态。
李保国夫妇在指导果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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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平山，指导红树莓种植。
3月4日，石家庄，参加学术研讨。
3月5日，唐县，帮助村民修剪核桃。
3月6日，凌晨5点多从保定乘汽车到沧州，然后搭乘火车到江苏徐州，指导一个核桃园修剪完毕，当天又趁着夜色返回保定……
李保国的“档期”排得满满的。
自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央视等多家中央新闻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集中报道了他30多年如一日、用科技帮助太行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事迹后，李保国更忙了。不仅省内各地贫困村纷纷请他支招“脱贫”，连省外群众也打来了求助电话。连春节假期，他也只在家歇了一天。
从小流域综合治理，到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区、山区综合开发园区，再到沟域经济，从最初以生态为目标、让荒山变绿，到之后的绿山富民相结合，是什么让李保国在30多年的紧张工作状态中一直保持激情？是怎样的信念和特殊的情结，支撑着这位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博导一直扎根山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次走近李保国。
我想做个人认为有意义的大事，不想围绕着小事转悠
3月6日晚上8点多，记者拨通李保国的电话时，他和爱人郭素萍正坐在从徐州开往沧州的火车上。当天早上5点多，两人匆匆赶往江苏徐州指导一个核桃园的果树修剪。因为第二天上午在石家庄某村，他还安排了一场技术指导，所以他们在江苏一天也没有多待，连夜倒车赶了回来。
事后，记者得知，让他们星夜兼程往返一千多公里的，只是一位素昧平生的普通核桃种植户的一个求助电话。
记者：日程安排得这么紧，您和这位种植户又素不相识，为什么还非得赶到江苏？
李保国：核桃修剪，一年就得趁这几天，要不就晚了。
记者：就这么简单？
李保国：当然就这么简单。我是搞农业技术的，农民遇到问题向我求助，我赶着农时指导一下，这再正常不过。至于什么省内省外、分内分外，甚至说名啊利啊吃苦受累什么的，我一向也想不了那么多——我要是每次都想得那么多，这些年我也就干不了那么多事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最初搞山区开发研究，是从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起步的，农民的经济效益并不是项目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把荒山变绿以后，你又一手把板栗、苹果、核桃在太行山上做成产业带。这么多年，您好像主要是考虑怎么干事，至于分内分外好像考虑得还真不多？
李保国：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当年搞小流域，主要目标是绿化，就是让山怎么绿起来。经过我们的改造，造林成活率上来了，但那时候咱们国家没钱，绿化不能光靠财政，怎么能让这山绿下去，让老百姓种树有积极性，这就是我得继续考虑的事。这事你说是分内还是分外呢？
当时我们在山沟里看到老百姓种的苹果树、桃树，既能绿化、又有经济效益，我就想，干脆我们也种不就行了吗？就又尝试着种板栗、种苹果。结果凡是经我们指导过的，山上比平地长得还好，慢慢地我们对山的兴趣也更大了，越做越有把握，不仅让一亩山地出四分良田，还能让四分良田的效益相当于四五亩平原的耕地——这就是我最想干成的事。所以富民和绿山是一脉相承的，它对我来说一直也谈不上分外。
记者：您一直在说“干事”、“干成事”，为什么您会有如此强烈的干事、成事的愿望？
李保国：我一直认为，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干成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也是值得骄傲的。我今年58岁，也是抱孙子的人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总说，人一辈子得做点让别人好的事。她从小就鼓励我，说“我这孙子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做成点事”。
记者：这就叫事业心吧？
李保国：反正我干事这个愿望从一开始就特别强。我高中学的是文科，当年恢复高考时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学文，估计也当不了什么名家、文豪，学理呢，起码能手握一门干事的技术，我就是这么走上农业科技这条路的。到现在我应该是学校里课题多的教授，但我保证，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都是研究实用性问题，都是将来能够直接应用到农业生产的。我们掌握的东西，研究的东西，得变成实际的价值，变成实打实的事。
就好比前几天在石家庄，一天之内，我跑了4000亩苹果地。给农民把技术指导做好了，早一年进入盛果期，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通过我的技术，早一年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增收4000斤苹果，按一斤苹果卖两块钱算，一亩地就增收8000元，4000亩地是多少啊？3200万元！一个人辛苦一天的事，这多吸引人，多有成就感，多值？
记者：您光算别人的账了，自己的账怎么不算算呢？
李保国：国家给我发工资了啊。我现在工资不低，一个月八九千元，吃不清喝不清——你看这么多年，名、利，我没追求过，到最后我都得到了。我就相信，你只管干点事就行了，终究会有人认可。
我想做个人认为有意义的大事，不想围绕着小事转悠，当然我眼里大事小事的区别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干不成的事我干成了，别人种不活的树我种活了，别人干不赚钱我赚钱了，我一手指导的模式在河北遍地开花了，这是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我干成了这件事！
我办成的这么多实事本身，就是对我的最高奖励。
吃苦受累没问题，要是一事无成，我才觉得有点不合适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一毕业，就被派到山沟了？
李保国：是，我2月26号毕业，3月6号下乡。
记者：好不容易跳出农村，又回到山沟，当时有没有心理不平衡？
李保国：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所以让下乡，也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我那时候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了，是大学教师，我回到农村是用我的知识工作，从心理上说这是不一样的。我学的东西，就农村用得着，不到农村我学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但是山区毕竟条件艰苦啊。
郭素萍：要说苦，我们两口子在前南峪搞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时候，那是真苦。当时村里穷得连卖菜的都没有，夏天地里有什么吃什么，冬天基本没菜。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披星星戴月亮才回来，山体改造，活儿又重又危险，连炸药都是自己炒——他们家是衡水武邑的，我们家是赤城县城的，我们老家的老百姓一般都没有这么苦。
记者：听说你们一开始每天背着一岁多的儿子上山，不这样不行吗？
李保国：我们两口子都在这个项目上，那时候天天有试验，天天有观测，哪里管不到，可能就要出问题。那会儿交通不方便，所以只能让孩子跟着我们。
记者：孩子受得了吗？
郭素萍：有个事到现在提起来我都难受：有回有领导开车去山里看我们，人家要走的时候，我们儿子待在人家车上死活不下来，直嚷要回保定，要上幼儿园。没办法，我只好硬把孩子抱下来，就那么看着车一直走远……到现在我也觉得对不起孩子。
记者：儿子后来有意见吗？
李保国：意见他肯定是有的，他埋怨我们只顾工作不顾他。但那是工作需要。我们想把山治好，可当时这里面的自然规律我们还不了解，要摸索怎么把它治好，首先得找规律，就需要住到山里。越下雨我们越要观测水土流失规律，越到冬天我们越要了解树能长不能长、怕冻不怕冻。这就得有所舍取，没有选择的余地。
记者：您现在回想起当时艰苦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感受？
李保国：对孩子、对爱人我都觉得相当愧疚。但是不这样我们也干不成事。
从我个人而言，这点苦倒不算什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吃苦受累都不是问题，要是一事无成，我才觉得有点不合适。
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开着车满太行山的跑，一年得有200多天在山上。我们老两口是“以车为家”了。这不我们这回在石家庄有会，今天下午四点半到宾馆报到，头半天儿我们就事儿在这边山里头又跑了6个村，闹得跟“土人儿”似的——走到哪儿都是这样，一进宾馆，头一件事就是洗澡。我爱人还攒了一大堆脏衣服要洗，现从车上抱下来的。
郭素萍：我们整天在外边跑，洗衣服都没时间。
省内农业口曾有一位领导，上任之初一路走访山乡，每到一处，看到种果树的就问：“技术上你们认识谁啊？”几乎所有村民都回答：“李保国。”从涉县一直走到赞皇，走了20多个村子，这位领导听到的答案都一样！这位领导走不下去了，说：“咱们得好好研讨研讨这个‘李保国效应’，系统里这么多技术人员，为什么山区农民一张嘴，都是李保国？”
记者：这个“李保国效应”，不仅仅是在生活上吃苦受累就能干出来的吧？
李保国：那当然了。给农民讲课，不能把给硕士、博士上课那一套搬来，得把你的技术、你的成果变成农民能理解的、能记住的、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东西。好比我教农民疏果，我就告诉他们：这和计划生育道理一样，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如果就供一个孩子，上学、就业、娶媳妇盖房就省劲儿多了——所以，苹果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记者：这样听起来是有意思了，可是要能把它这么讲出来，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保国：那你就得真下功夫，真用心啊。干事就得想干成，没有这个心劲儿，能干好吗？我们有36项标准化技术，光种苹果，就有128道生产管理工序，那要一条一条搞出来，一条一条推下去，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我现在常跟学生们说，生活上吃点苦不算什么，非得业务上也能吃苦，那才算数。
记者：您大学是学蚕桑的，毕业以后才开始做山区治理，现在又在做产业带——您在业务上，可都是半路出家、连续跨界？
李保国：跨界不怕，什么东西都是该学就学，我都是干着学的。我是当了博导以后，还去读的博士，有几个当了博导还舍得去读博士的啊？我这个经济林博士，那是正儿八经地学出来的。
所以我的知识面非常宽，不管是生态的、土壤的、肥料的、栽培的、生理的，一直到分子生物学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单项技术到宏观产业设计，我都懂。要想干成事，不较劲还行？
要想干事，还能怕事？
早些年，李保国曾陪着一位领导到邢台一个山村考察，进村看的第一户生活就很困难，家里一贫如洗，全家只有一条炕席一床被子，揭开锅，就是玉米面饼子。领导一见，赶紧从兜里掏钱。李保国劝他先别掏钱，最后一起想办法，可领导说看着实在可怜，得救济。第二户、第三户……到第六户，领导兜里的钱掏光了。李保国打趣地“挤兑”领导：“你再掏啊——反正我不借给你。”
“得看这里头根本问题在哪，光从兜里掏钱，这不解决问题。”李保国说。
记者：您身上有一个特别矛盾的地方，就是您个人不太追求金钱、利益，但是您做的这些具体事，又都是从经济效益、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的，不但不回避利益，反而是专门带着老百姓逐利。这是为什么？
李保国：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还是那句话，我想干事。为了“干成事”，我更看重如何取得最优效果，如何根治问题、形成良性发展机制。我干事的时候重实利，你重了老百姓的实利，这事才能干成干好不是？就好像掏钱的这个故事，我是科技工作者，我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广大农民从这种贫苦生活中解放出来，这是我的思维方式。
记者：您扎根山区30多年做了这么多事，其实都是围绕这种思路来的？
李保国：对，就是从根本上保证绿山富民。好比我用了9年时间，建立了苹果乔砧矮化密植栽培新树形，开发出苹果生产的128道工序，让村民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苹果——一旦形成规模和机制，事情办起来就很省力。
现在我搞了两个大的产业联盟，一个是核桃技术创新联盟，一个是苹果技术战略联盟，我都是理事长，合作成员有问题我们去解决。每年我掏钱把成员们聚起来组织两三次培训，很方便。但是到没进入联盟的新区去推广就很费劲，就得一个个下去培训，费时费力。
记者：这也是您后来一定要发展产业的原因？
李保国：做产业就更能解决问题了，它不是只让一个人富起来、一个村富起来，而是能让这一带富起来。我做产业是从市场开始做，市场分析、市场定位之后，我再选择品种，从生产技术、营销手段、品牌创造到市场运作，从市场调研开始到市场运作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技术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样我生产的是商品不是产品。现在我做的产业带，板栗近百万亩、核桃150万亩、苹果十几万亩，带动10多万农民脱贫致富。一个个帮，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记者：但是这样一来，您要承担的东西可比单纯做技术多多了。
李保国：我从来也不怕担事。
我刚到山里头做项目的时候，才二十多岁，有一回，板栗闹虫灾，眼睁睁看着那虫子把树叶吃光，从村外，一天往村里吃进来100米啊。我布置打药，可是村里主要干部正好不在，打药的钱批不下来，五天了这药也没打了。拖到第六天，我忍不下去了，早晨五点多，我跑到村委会办公室，打开大喇叭广播直接招呼在家的党员干部，马上到办公室开紧急会议！我那回是真火了，我说你们谁家要是着了火，还等不等领导发话？树是集体的，不是你们家的，你们就不当事吗？打药的钱，我个人掏腰包！
记者：为什么这么动感情？
李保国：我那时候天天在地里头，农民们种板栗树，都是我管着。我这个人，走到哪儿都是这一身正气。我又不是为我个人干，我在那儿做科研，帮着他们做生产，我是去干事的！碰上这样的问题，我就拿我个人当那个“最大的官”，这个主儿我就得做下来。要想干事，那还能怕事？该站出来就得站出来，该担住了就得担住了。
每年有200多天在乡下的李保国，戏称自己是“最黑”的大学教授。一笑起来，他的眼睛几乎完全眯起，憨憨地露出两排牙齿，乍看之下，像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农民。可事实上，李保国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好脾气，交谈中，他总喜欢用反问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语速平缓，但想插进去话并不容易。需要表示强调的时候，他会刻意加重语气，原本“土味”盎然的衡水口音，也会切换成更加标准的普通话。
李保国：工作上，我说的对，那就必须听我的。我现在做起来了三个产业带，三个产业带的龙头企业都是我扶植起来的，经营是他们来，但所有的运作思路都是我的，我是管指挥他们的。我从来不追求企业给我多少钱，但你必须听我的，给我干成事。
记者：您为什么有这个自信？
李保国：我懂科技，又不图挣他们的钱，就是要帮他们富起来——我脚底下有根。
我觉得我什么都满足，在底下跑着很“享受”
3月7日下午，李保国一家在平山参加了省妇联举办的一个活动，儿子、儿媳特意带着不满5岁的孙子从保定来到现场。一见到爷爷，小孙子马上趴在爷爷肩膀上，黏着不下来。郭素萍说，平时老两口差不多二十多天一个月才能回趟家，这样合家团圆的机会，很难得。
这时，一向专注事业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的李保国，也终于露出了温柔的一面。被主持人要求对家人说句真心话时，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可最终还是“挤”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积在心底的愧疚：“老婆、儿子，我爱你们，但是我顾不上管你们。对不起。”
记者：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李保国：普通教师一般60岁退休，博导65岁，省管优秀专家可以干到75岁……
记者：听您这意思，是打算一直持续现在这种工作状态？
李保国：只要有人用，就得给人家干。有人用证明你活着还有用，你就去发挥你的作用就行了。
记者：您儿子东奇说，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您的身体，说“就怕他哪天万一在外边工作，累得彻底站不起来了”。
李保国：（沉默）我1998年查出重度糖尿病，2007年查出重度疲劳性冠心病……最严重的是这个冠心病，中间闹过两次心梗。我找国内最权威的专家看过，说必须做搭桥，不搭桥就只能卧床休息。可我要是卧了床，我还干事呗？
我爱人跟我同岁，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我知道，从内心来讲，她是想赶紧退休，照顾儿子，看看孙子。她当了一辈子大学老师，按说每年都有寒暑假，可自从跟我结婚以来，这么多年，没有过一次真正的旅游。我知道，她也希望能像别的家庭一样，一家老少出去旅游，跟工作一点儿不沾边的那种，“随个团儿”。
可是因为我愿意往外跑，她也就只能一直跟着我跑，这里边有工作需要，现在更多的，还是要照顾我这身体。
郭素萍：心脏病一爬高，就容易感觉憋气，嘴唇就发紫。你别看他在外头上山下岭的，每次一回家，连上楼的劲儿都没有了，包都拎不了……
记者：是不是应该歇一歇？
李保国：大家一直都这么劝我。但我这个岁数了，心脏病不好治，光去想那个也不可能活多大年纪，没什么可害怕的，我觉得我跑一跑更舒服。人活着时刻要有事干，没事干，不就精神空虚吗？我觉得我什么都满足，我就需要干点事，别的我都不需要。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着有多“享受”。
记者：这就是您的幸福观？
李保国：我今年正月初六到我们岗底基地上去，老百姓非得请我们吃饭，从初六当天一直排到正月二十二啊：我一天吃六顿饭，早晨两顿、中午两顿，晚上还得吃两顿！老百姓千方百计地请你，你不去好像得罪他一样。
有人这么真心实意地念着你，敬着你，这还不是最大的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