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杰:查违队高危，那校长呢？

    深圳市共有街道综合执法队57个，执法队员1200余名，临聘协管员5000余人。2013年至今，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含1名协管员）因为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涉嫌的罪名包括受贿和玩忽职守，收受的贿赂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查违队成为“高危职业”，令人深思。（8月9日《中国青年报》）

    2004年深圳农村城市化后，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土地被征转为国有。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土地价格暴增，房地产价格飙升，各方加剧了对土地利益的争夺，由土地暴利产生的矛盾空前尖锐，成为“查违”的核心难题所在。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违建者挖空心思拉拢腐蚀查违队员。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只不过深圳成了“典型代表”。

    查处违建“惊心动魄”。从盘根错节的原住民、有背景的违建者、长袖善舞的包工头开始，到社区、村集体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协作部门、街道办事处、上级单位，乃至各种“上级领导”、“达官贵人”等等，交织成一张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不少违法建筑赖此得以建成。查，事实上查不下去；不查，将来在纪委、检察机关难交代。到最后，就有钻头不顾屁股的执法者成了倒霉蛋。单从深圳6000余人的查违队来看，法办了15人，这样的“高危职业”却又产生了如此之低的犯罪率，我们不难看出最好最准确的解释就是隔墙扔砖头砸谁谁倒霉，不然的话，就总是惊叹“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得不用“阿Q精神”自娱了。

    说实话，这15名违法者如此倒霉，不知道导火索是啥。肯定有民不告官不究的存在，举报自然难免，当违法事实成了纸包不住火即将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切也就瓜熟蒂落，法办成了必然结果。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依照既有的查违制度，根本防范不了执法者要网开一面违法犯罪的行为，这就造成事实上你黑我黑大家都黑的黑吃黑局面。

    笔者有感而发的是，暑假过后又到了新生入学校长违法犯罪的关键时期。依照就近入学设置的条件，必须房产、户口、年龄一致起来才能免费进入校门，事实上很难，比如有的年龄差一点，学校就完全可以不接受，咋办？再比如，许多人买了房子，但就是不愿意把户口从农村迁过来，肯定也不符合条件，咋办？在这里，无一例外就是花钱找关系公关校长，校长一点头，就可以顺利入学了。往年，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一手交钱一手入学，今年据说不许收钱了，咋办？面对那么多不符合条件的学生，还会有不花钱就能入学的好办法吗？换做你来做校长，给个答案出来。

    有检察官忠告：执法队员面临的诱惑太多太多，但是不管怎样，也绝对不能收钱，这是自保的底线。忠言逆耳，苦口良药，确实管用。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司徒、中书令韩弘因病去世，其子也已亡故，只留下年幼的孙子，为防家中财产被下人盗取，穆宗派人清点其家财物，以便交与族中长老先行代管。清点时，竟意外发现了一份礼单。原来，韩弘曾任宣武节度使，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其时朝中有人诬其有叛乱之心，加之皇帝正欲收归集权。惶恐不安的他，便向满朝的大臣送礼，以堵其口。穆宗审阅这份礼单时，发现除了户部侍郎牛僧孺的名字旁，有一排用红笔写下的小字“某月某日，送钱千万，不纳”外，几乎所有大臣都收了礼。“韩弘送礼”的故事告诉我们，从来不缺“牛僧孺”，但是也从来就有受礼者众的“酱缸文化”。

    向“牛僧孺”学习，时刻坚守自保底线，这不该成为一种境界，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说这种道德自律还不够牢固，那么剩下的就是要让法制说话了。你不是觉得职业高危吗？那好，那就来个守土有责执法公开招生公开，只要绝对没有收钱，你就是个好同志，到时候，拆除违建必定因公信而顺利，招生入学必定因公信而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