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杰:两个农民的故事

    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这两个农民的名字后面都可以加个“们”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7月，注定让我们不安，他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短板”，岂可置若罔闻？

    陈作雄

    陈作雄，湖南蓝山县人，年逾六旬，靠跑摩的为生。不期，县里要打造卫生城市，禁摩的；也有出租车司机抗议摩的抢了自己的生意；更有执法队员钓鱼执法，接连没收了他的四辆摩托。

    不跑摩的，做什么呢？陈作雄又借了一辆，7月12日上午，刚到街上，就遭遇钓鱼执法。他下跪求饶，无果。下午，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两天后，其尸体吊在交通局运管所三楼办公室电扇挂钩上，墙上有“为我伸冤”几个大字。

    谁来为他伸冤？

    当他被逼到生活的死角，束手无策，却又不能上梁山，只能以上吊相博，何其哀也？相似一幕，也发生在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明明是风调雨顺，却饿殍遍地，数亿人连出门乞讨的权利也被剥夺，就那么活活地坐以待毙，那是怎样的恐怖和悲哀啊！

    设若，在打击黑摩的之前，能给陈作雄一段缓冲的时间，回收他的摩托车，培训他就业技能，安排他有一个合适的职业，哪怕是当保安，当清洁工，再配之以低保、医保等惠民德政，那么取缔黑摩的的阻力是否可以明显减少，陈作雄也不至于上吊自杀呢？

    可是一切都没有，有就是等他上吊的选择。他死了，还做着梦，请为我伸冤，不知道这最后的梦想他会实现吗？

    王世明

    王世明，甘肃省宕昌县人，乡村代课老师，教龄30年，月薪400元。他创造了“没有一名适龄学生辍学”的奇迹,而自己,则成了村里最穷的人。2013年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奖牌外,他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

    王世明从1980年开始代课,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几乎被他教了个遍,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有时候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年级,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既是音乐老师也是生活老师。每月只有400元工资依然坚守三尺讲台,明知“可能永远转不了正”依然无怨无悔,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应当向他表达深深的愧意。他让我们再次看到，同工不同酬的代课教师既是是劳动法规的耻辱,也是教育行业的耻辱。难道不是吗？有不少地方甚至故意大量聘用代课教师,他们拿着低廉的薪水,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节省教育经费投入,代课教师俨然成了地方政府的廉价劳动力。

    这种耻辱明目张胆存续多年，变成更大的耻辱。“王世明们”或许天生就是孩子王的料，或许内心里觉得守着孩子就是守着神圣，或许已经不在乎工资是400元，但是看见他们，我们必须心生愤怒，口口声声重视教育，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重视”？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有自己的底线，“王世明们”是否早已突破了这层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