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美：遵义会议的见证者
左图：开国将军曾美（资料片）。
下图：曾美女儿曾丽明在翻阅父亲生前的荣誉证书和奖章。 本报记者 张晓峰 摄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千难万险压不倒勇往直前、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红军战士，红军长征以胜利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当年的战火已经散去，新的长征依然山高水长。面对严峻的困难、复杂的考验，让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凝聚起中国力量，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无畏地前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辗转寻访到了至今仍生活在我市经历了长征的两位红军老战士和多位红军战士的家人，在他们的讲述中，那段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重现眼前……
曾美：老红军战士，已去世。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并亲历遵义会议。
受访人：曾美的女儿曾丽明
本报记者 祁鹏娜/文
“我们的人都安全吗……昨天我们又消灭了十来个敌人！”曾美的女儿曾丽明回忆说，在父亲曾美去世前，经常因出现幻觉而喊出这样的呓语。“放心吧，都安全……”每次，听到儿女们这样的安抚，父亲才稍稍放松下来。
曾美，原名曾昭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亲历遵义会议。如今，亲历长征的曾美已经带着红色记忆离去，但他们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其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父亲1914年出生在江西兴国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在家中5个子女中，他排行第四。为了糊口，父亲的三个哥哥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铺里做学徒工，他则在8岁时由于家中实在无米下锅，被过继给茶园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同样姓曾的人家。”曾美的女儿曾丽明回忆说。
1929年春天，兴国县红军独立团的一支连队来到曾美的家乡。第二年4月，红军发动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所到之处，老乡们无不欢天喜地。曾美生前回忆说，那天红军在县城召开大会，敲锣打鼓、热闹非凡。他一大早就从乡下赶来，被红军战士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吸引住了。“尤其是听到那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曲，更让我坚定了参加红军的决心。”
1930年6月，16岁的曾美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军特务营二连二排六班的一名战士。而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30年的6月下旬，“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全歼敌军，我的武器也由梭镖升级为一把步枪。”曾美曾这样回忆自己征战岁月的开始。
“1934年10月16日，这是父亲毕生铭记的一个日期。”曾丽明说，那个夜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已经入党两年、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
“那时，我们的行动不叫长征，叫转移。”曾美生前曾回忆说，尽管工作在总司令部，但谁也没想到要进行一次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
“那时候，父亲也没有想到的是，从离开故土那天起，直到全国解放，他再也没有回去过。”曾丽明说。
亲历惨烈的湘江突围
“11月30日，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镇以南地区。在其掩护下，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总司令部驻扎在界首镇附近一个靠近山边的小村子里……红军将士以空前巨大的牺牲，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护了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 曾美曾撰文回忆道。
曾丽明说，在父亲的记忆中，长征中的湘江突围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每次提到那一战，爸爸的心情就十分沉重。他说，那一次，8万红军将士损失过半。”类似的往事就像烙印一样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那场战斗打得太激烈了！父亲曾说过，他们活着的同志，想到刚刚牺牲的战友，都是泪水涟涟。”曾丽明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左右的大军。
曾美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政府机关领导及所属部队人员组成。从苏区出发到渡过湘江这一段路程，都是以“搬家”的方式转移的，“包括坛坛罐罐，只要用得着的东西一古脑儿都带上了，行进速度大受影响。”
曾美曾回忆说，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地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了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经过3天浴血奋战，红军折损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父亲生前总是跟我们说，很多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能活下来，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曾丽明说，父亲弟兄五个，三个参加了红军，有一个哥哥自从参军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解放后打听，怎么也打听不着，肯定是牺牲了。而最令父亲割舍不下的就是长征途中、临死前同自己相守一夜的弟弟。
“当时，父亲无助地搂着他发烧的弟弟在稻草上睡了一夜，听着弟弟不住呓语‘哥哥，我饿’。拂晓的时候，要出发了，弟弟却走不动……”曾丽明说，父亲不是容易大喜大悲的人，但每次说起他的弟弟，明显能感觉到他心里难受，总说：“如果弟弟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
曾美也向女儿说，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可是没办法：“我们是红军，部队要出发，要打仗，要守纪律，为了革命胜利，我们只能放弃个人的一切。”
侦查遵义会议会址
在长征途中，曾美一直在红军总部任参谋，其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副主席。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曾美随中央纵队驻扎遵义老城。“当时，父亲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扭转红军与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的亲历者。”曾丽明说。
1935年1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对曾美说，城中有一所大宅院，你去侦察一下。接受任务后，曾美挎上枪，迅速找到那所大宅院。经打听，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里只有一个看门人。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他看到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曾美心想：这正是理想的红军总部驻地！
曾美将情况汇报给周副主席后，周恩来随即命令作战科搬进这所公寓。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就在作战室工作。这所公馆就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都住了进来。接着，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结束后，当时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很快就向军委直属部队全体干部战士传达了会议精神。”曾丽明说，父亲每次讲到这里时，脸上总会露出兴奋的神情。他说，全体官兵知道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指挥权，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消息后，信心大增。
“长征的记忆在父亲心中是永恒的，长征精神激励着父亲一生勤勤恳恳。”曾丽明回忆说。
编辑： 孙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