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不立 非君子

　　在孔子的心目里，忠实守信的“君子”自当言辞谦逊恳切，行为笃实恭敬，文质配称得当，可以说，这一切都与“君子”所欲达成的道义密切相关。《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夫子自道的这样一段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说，“君子”以道义为根本，按礼的规范实行它，以谦逊的言辞表达它，以诚信的态度达成它。由此可见，谦逊的言辞与诚信的态度对成为一位“君子”来说都是颇为必要的。

　　《说文解字》释“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仅从字源上看，“信”这个会意字便与人言有关。不过在儒门看来，只有合于道义的人言方可称得上信言。有子曾说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信守的约言合于道义，那约言就可以履行。儒门从未轻觑人言，但人言在儒门这里始终是受道义所统摄的。有一次，子贡就“士”的问题向夫子请教。夫子答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夫子又答道：“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再问：“敢问其次。”夫子再答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孔子在这里将“士”的格位分为了三个层级，最低层级的“士”指的就是出言恪守信用而行为果决不移的人，这种人虽也可以说是最次一等的“士”，但就其不问其他、只求自己言出必行这一点看，已经落在浅陋固执的“小人”的格位上了。由上不难看出，“信”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诚然有践行约言的意思，不过这种约言若失去了道义的统摄，那么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就落于“硁硁然小人哉”的境地了。为此，孔子特意提醒后生子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所说的这段话后来作了《弟子规》的“总叙”，其中“谨而信”一语指的就是言行谨慎而恪守信用。

　　在儒门所看重的各种伦常关系中，“信”乃是体现于朋友间的基本道德规范。据《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颜渊、子路侍立于夫子身旁，夫子让他俩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自己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在孔门弟子中，伉直好勇的子路是最为看重朋友关系的，他在这里表示，情愿与朋友共用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即使用坏了也心无所憾，应该说这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志向了。但是，若从共同践行“为仁”之道的要求来看，子路对朋友之道的理解毕竟尚停留在“物”的层面上。子路希望也能知道夫子的志向，夫子于是点示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中所谓“朋友信之”，指的就是朋友间相互信任。在孔子那里，“朋友”有其确切的意味，即志同道合之人。正因为志同道合，朋友间才会“切切偲偲”(《论语·子路》)。若进一步探察的话，朋友间之所以能够诚恳相待、相互策励乃至于相互信任，正取决于这些志同道合者所共同信守的道义。当然，朋友间的相互信任会借助于言语等形式体现出来，诚如子夏所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不过，这里须提醒的一点是，出言诚实守信只是交友之道的一种体现形式，共同信守的道义才是朋友间“言而有信”的最后根据。

　　以弘大“仁”道为己任的孔子自始至终都怀有这样一个坚定不疑的信念，此即一诚万心通。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让孔子有理由将体现于朋友间的“信”向着“为政”的层面推扩开去。在“为政”的层面谈“信”，其所涉及的乃是“上”(居于上位者)与“民”之间诚实守信与相互信任的问题。孔子曾提醒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显然，这是孔子对那些治理国家的在“上”者所作的一个提醒，其中的“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他们谨慎处事而讲求信用，只有这样的话，百姓才会对他们以诚相待。正是在此意味上，孔子才这样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我们知道，孔子所期待的“政”是以“仁”为价值底色的“仁”政，居于上位者之所以能够“敬事而信”进而赢得百姓的以诚相待，恰恰取决于其“仁心”发动时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此，当子张向夫子询问“仁”时，夫子特意将“信”与“恭”、“宽”、“敏”、“惠”并称为践行“仁”道的五种美德，其中的原委在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里所谓“信则人任”，指的便是诚实就能为人所信任。如果说这里尚主要是关联着“仁”道来谈“信”德的话，那么《论语·尧曰》所载舜禅位给禹时所告诫于禹的“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yuè)”，可以说已是直接关联着“仁”政而谈及“信”了。孔子企慕尧、舜、禹等圣王的“仁”者之政，期待“上”与“民”能以“仁心”为辐辏而实现心灵间的相互感通，进而实现“天下之民归心”的理想。这种理想经由孔子的一再倡导，它遂成为孔门弟子所信从的一种愿景，在这种愿景的烛引下，能够取信于“民”进而让“民”劳而无怨的“仁”者之政也就成为富有爱“民”之心的“君子”才有资格从事的事情，正如子夏所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儒门颇为看重民心向背，在专门设有“政事”一科的儒门先师看来，能够在施政的过程中把“仁”道体现出来以赢得民心的支持方是“为政”的根本。据《论语·颜渊》记载，有一次子贡询问如何治理国政，孔子点示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答道：“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再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的心目中，“兵”与“食”固然重要，但是在三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境下，“民信”显然才是决定“为政”之成败的命门所在。确如孔子所言，自古以来，人皆有死。百姓若不讲诚信，便无从自立。“为政”者一旦失信于百姓，国家也就无从立足了。可以说，这已是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一条铁律，不可不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