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从石家庄走来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红旗歌》剧照
《华北文艺》
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
记者采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
65年前的7月19日和23日分别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成立之日，从此开始了新中国文艺的辉煌征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此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论著十分丰富，然而对石家庄这座城市而言，它在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中所处的历史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十分充分的认识。
记者历经十多年的时间，走访百余位文艺界前辈，搜集大量珍贵文学版本，提出石家庄是继延安之后的又一个革命文艺中心，并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大门的观点。
本报记者 箫 玉
石家庄作为关内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众多国家级文艺院团的前身都先后在这里组建成立。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修改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重要的探索，为建国后党的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8年8月，华北文艺界协会成立，大批文艺工作者云集石家庄，标志着延安、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大团结。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之初，就有不少文艺工作者随解放大军进市参加石家庄市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1948年之后，更有大批文化、音乐、戏剧、美术干部从各地云集石家庄。1948年8月8日，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文联在石家庄联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两边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亲临大会并讲话。
周扬、李伯钊、沙可夫、贺绿汀、马彦祥、周巍峙、丁里、赵树理、陈荒煤、成仿吾、肖三、光未然、丁玲、田间、艾青、蔡若虹等21人被推选为华北文协理事。理事会推选肖三为主任，李伯钊为副主任。协会成立后，出版《华北文艺》，欧阳山、陈企霞、康濯、秦兆阳等负责编辑，一直出版到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
当年在石的著名文艺家还有田汉、崔嵬、柯仲平、焦菊隐、舒强、李和曾、凌子风、孙维世、石联星、郭兰英、王昆、贺敬之、阮章竞、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吕骥、李德伦、孙犁等。在这次盛会中，以周扬、艾青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和以周巍峙、沙可夫为代表的晋察冀文艺家以及陈荒煤、赵树理等晋冀鲁豫文艺家实现了三大根据地文化工作者的空前大团结。
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统区的著名艺术家也进入解放区，田汉、安娥到了平山，马彦祥、焦菊隐等到石家庄，长期在北平坚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祖国剧社与演剧二队，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也秘密转到石家庄。以蓝天野、苏民、童超、赵寻、夏淳等为骨干组成华大第二文工团，从此真正加入了革命文艺的行列。
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一百多位，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解放初石家庄文化事业尤其是艺术创作立即呈现出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开创了石家庄文艺史上的巨大辉煌，同时也对全国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华大文工团、抗敌剧社等解放区著名文艺团体先后进驻石家庄，华北电影队、华北军乐团在石家庄组建成立，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新局面。
1947年11月底，华北联大文工团全体开赴石家庄开展工厂文艺活动，参加郊区土改，并进行广场、剧场演出。除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及腰鼓秧歌外，还创作演出了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一百万》、《大报冤仇》等剧。1948年9月，原晋冀鲁豫边区文工团和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在石家庄合并为华北人民文艺工作团，由李伯钊、贺绿汀担任正、副团长，下设音乐部、戏剧部、创作室。该团曾排练由阮章竞编剧、梁寒光作曲、李德伦指挥的大型歌剧《赤叶河》，阵容强大，很有感染力，在石家庄市内剧场连演15场。
1948年以后，华北平剧院、抗敌剧社、群众剧社以及工人剧社、火线剧社、前线剧社等解放区的著名文艺团体都先后进驻石家庄，华北军乐团和华北军大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也先后在石家庄成立，从而开创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由汪洋率领华北电影队（中央新影厂前身），制作了记录“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的《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影片真实地记录了石家庄战役的镜头，表现了我军的英勇无畏和所向披靡，战场气氛浓烈，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革命纪实电影艺术资料。
1948年3月，冀中年画研究社迁入石家庄，改名为大众美术社，到年底共印制了30多种60万份木版新年画，如冯真的《娃娃戏(打老蒋)》、洪波的《参军》等作品，这些新年画从多方面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生产土改以及解放军的英雄事迹，使新内容与旧形式兼容并包，相得益彰，建国前夕，其中的部分作品还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受到徐悲鸿先生的高度赞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从正定进京后，原有的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创建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三所最高文艺学府，为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石家庄的文艺舞台空前繁荣，上演了以《红旗歌》《战斗里成长》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
话剧《红旗歌》诞生于1948年8月，是当时全国创作演出的第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它以大兴纱厂为创作基地，以纱厂女工为原型，描写了工厂开展红旗竞赛中发生的故事。《红旗歌》在石家庄由华北联大文工团首演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由吴祖光执导摄制成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盛事。由于对《红旗歌》的不同看法在文艺界还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影响十分深远。
1949年10月，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了三幕话剧《不是蝉》。全剧以后进工人马顺保的转变为线索，描写了铁路工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场面，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很有艺术感染力。当时甚至流传过这么一句话：农民戏看《白毛女》，工人戏看《不是蝉》。应该说以《红旗歌》和《不是蝉》为标志，党的文艺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两剧较早成功地表现了我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工厂生活，塑造了新中国舞台上最初的一批工人形象，为以后几十年创作城市工厂题材作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华北平剧院创作的现代戏京剧《四劝》被称为“解放戏”，表现了封建势力被完全推翻后，农民如何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同志观看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四劝》的创作是平剧发展的方向。华北平剧院在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之后，又由任桂林、阿甲创作演出《进长安》一剧，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批评太平享乐观念，警惕敌人的投机腐蚀，有力地宣传了中央精神，很受观众欢迎。
建国前夕，抗敌剧社胡可将在石家庄华北补训兵团创作的话剧改写成《战斗里成长》，成功塑造了我军官兵的典型形象，具有深刻的主题和社会内涵，代表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高度。
1948年夏，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集体创作演出了大型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反映了蒋管区进步青年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民主青年进行曲》在石家庄公演多场，获得好评。北平解放后由华北大学文工团二团继续演出，后来还拍成电影故事片。
为了配合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运动，华北大学文工团于1948年8月创作上演了揭露石家庄特务机关罪恶的话剧《十九号》，在全市产生很大影响。此外由老艺人刘魁雪演唱的《土地还家》，表达了土改后，翻身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还曾到北京中南海演出；《解放石家庄对口唱》、《工人翻身万万年》等革命歌曲经著名艺术家郭兰英、王昆等演唱后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同志加紧生产、支持前线的劳动热情。
石家庄的许多艺术团体都曾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文艺工作者。周扬在平山主持编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解放区文学之大成。
1948年5月，毛主席党中央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个月之后，抗敌剧社就赶赴西柏坡为党中央演出歌剧《不要杀他》和《喜相逢》、《大庆功》。周恩来同志接见剧社全体同志时指出“戏里死者的父亲说，十年了，八路军给我挣了这个家，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很有预见性，有预见性的艺术是创造性的。”对优秀的戏剧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8年底，奉上级命令，华北平剧院和石家庄革新剧社去西柏坡为党中央机关演出，主要演员有李和曾、阿甲、任桂林、郑玉华、唐佩文等名角。在半山坡的小礼堂演出《打渔杀家》、《长坂坡》和《拾玉镯》。演出期间，毛主席、周恩来曾到后台亲切接见演员，鼓励大家多为工农兵服务。
时隔仅3个月，华北平剧院又接到中央命令，为正在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作慰问演出。这次特邀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贾桂兰(小金刚钻)演出看家戏《杜十娘》。赶上演出的第三天是“三八”妇女节，康克清同志讲了话，使不少女演员头一次知道妇女也有自己的节日，深受教育。
1948年5月，由华北局宣传部长周扬主持，在平山编辑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收集延安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50多种，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体裁，由新华书店出版。其中许多都是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如《白毛女》、《刘胡兰》、《兄妹开荒》、《王秀鸾》、《血泪仇》、《红灯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宝山参军》等。参加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柯仲平、欧阳山、赵树理、康濯、陈涌等著名作家。
1948年底，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人民日报》发表了旧剧改革的专论，成为党对戏曲工作的指导性文献。
1948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大城市相继解放，旧剧改革的任务急迫地提到文艺工作的日程上来。1948年11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住在桥西区同庆街一号)，马彦祥为主任，参与实际工作的主要是李紫贵、刘乃崇等戏剧专家。虽然委员会成立时间并不长，可是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写出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以专论的形式，发表于1948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是党对戏曲工作带有指导性的一篇重要文章。
专论把当时上演的旧剧剧目，大体分为对人民群众“有利”、“无害”、“有害”三大类，作为审定剧目的标准，指出对后一类剧目应该停演或经过重大修改后再演出。专论发表后，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曾根据专论精神，并结合当时舞台演出现状，初步审定了一批“现时准演及准备暂时停演的剧目”(共计433出)。华北戏音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开展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一步。
解放之初，石家庄原有的京剧、评剧、丝弦、秧歌四个专业剧团自觉进行革命改造，旧艺人脱胎换骨，加入到新文艺的洪流之中。
1948年初，为了有效地开展全市的文化宣传工作，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组成了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即石市文联的前身)，以凌子风、张梦庚为正副主任，下设秘书和几个工作组：美术工作组(组长郭钧)、音乐工作组(组长程瑞征)、戏剧工作组(组长贺昭)、戏曲改革工作组(组长齐修林)，当时戏曲改革方面的工作最迫切，还临时请崔嵬、郭兰英等同志到戏曲组帮助工作。
当时，石家庄市留下来的剧团有：革新京剧社、义合评剧社、隆盛丝弦剧社、前进秧歌团；曲艺场所有茶社4个、露天书场6个、杂技场2个。全市旧艺人总数为500多人。为了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道德，文委会派出专业干部帮助剧社连夜排演了很多革命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如《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陈胜王》、《红巾起义》、《李舜臣》等，对配合当时的解放战争、土改运动等政治任务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旧社会的戏曲班社，都是私人成班，班主制，解放后才逐步建立起各种演出制度，废除私人班主，民主推举社长，提高了艺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市文委会在齐修林主持下，编写了《艺人文化学习课本》深受艺人欢迎，还被当时东北的《戏曲报》连载，后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长田汉看了也很重视，并给予好评。
大批从老区来到石家庄的文艺界名家都纷纷深入剧社辅导工作，如贺敬之、胡沙同志到义和评剧社帮助改革唱腔和排戏。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没有半点官架子，不断到革新京剧社抓思想业务工作，有时还粉墨登场参加演出，气氛十分融洽；戏剧专家马彦祥多次到隆顺丝弦剧社讲解文艺理论和戏曲知识，他还称赞刘魁显老艺人演出的《打棍出箱》可以与当年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相媲美。
除了正常演出之外，许多剧社还经常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政治任务，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慰问人民解放军，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为党、政、工、团、妇重大会议作任务演出。艺人们常一边防空一边演戏，搬箱、装台，十分辛苦，但精神都很振奋。
直到1949年春季，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大发展，文艺界的干部、专家绝大部分陆续离开石家庄，奔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去开辟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也就把在石家庄取得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措施、方法带到了四面八方，对开创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辑： 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