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开奇葩证明背后的常识思维

　　近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见8月24日《重庆晨报》)

　　有人指出，如果要求开具证明的单位和企业还是任性地索要奇葩证明，而公安部门又不再开具，被要求开证明的人岂不是更麻烦？

　　这是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如果我们看到了公安部门不再开具奇葩证明背后的常识思维，就应该接受公安部门率先表态的用意与价值。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总要有人先行一步。

　　很多奇葩证明之所以显得奇葩，是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生活常识。难道一个具体的人都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活着？一个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就没有资格买房？很多问题，答案明明一目了然，或者稍作调查就会得知真相，但是因为服务意识的缺失，因为工作惰性的存在，非要一个能体现权力和能推卸责任的证明不可。

　　而在法律层面，“法无授权不可行”也是常识。很多证明所对应的内容是公安部门无法获悉的，也不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范围，公安部门当然有拒绝开具证明的权利。前段时间，几个基层派出所硬着头皮开具了几个不属于自己权限的奇葩证明，并且在证明后附言批评了一番，只是因为当地派出所不想看到被要求开证明的群众再被折磨了。基层派出所的敢说敢当值得表扬，但这毕竟不是工作的常态。

　　其实，只要从生活中的常识出发，从法律层面的常识出发，奇葩证明就会丧失藏身之地。这一点，公安部门能够做到，其他的单位和部门为何做不到呢？这并不需要什么高精尖的鉴别技术，也不需要什么博大精深的理论素养，在信息化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尤其容易。问题是，愿不愿意表态，以及愿不愿意行动。

　　生活中常识思维有时是珍贵的，因为很多思维可能影响、阻挠着常识思维发挥作用。比如“官本位”思维，在很多人眼中，有了奇葩证明，才能有权力的威严感和职位的存在感。如果一些证明不需要开了，某些职位也就失去了设置的必要。不可否认有很多单位的岗位，其职责就是盖章。对于公众来说，这些章对应着奇葩证明，但是对于盖章者来说，这章可是铁饭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