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建议京津冀未来形成石家庄保定等多中心格局

　　 （原标题：《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4）》发布 三地功能定位新意可期）

　　 阅读提示

　　7月13日，《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大学发布。这个报告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牵头，联合京津冀三地研究部门，邀请32位权威专家共同编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即将出台之际，这份近400页的报告就稳妥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建立京津冀区域协调机制等六方面进行了探讨。

　　构筑“一主一副、三轴、四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格局、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报告中首次发表的诸多新观点颇为抢眼，也为国家及京津冀政府决策部门和研究部门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界视角。

　　 三地功能定位调整方向不同

　　7月13日上午，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研讨会暨《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举行，不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与会者。

　　“一是京津冀区域的重要性，二是这本书的权威性。”一位参加发布会的专家认为，发布会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京津冀区域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而且，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牵头编写的这个报告，会为即将出台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理论启发。

　　“报告中的很多观点非常鲜明，很有创新性，比如京津冀区域及三地的功能定位就准确把握了三省市未来发展的特点。”在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忠表示。

　　报告提出，京津冀区域的总体功能定位应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的世界级大都市圈，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教、国际交往中心和北方经济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创新中心，全国服务型经济中心区，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综合改革示范区。

　　在比较了京津冀三地的竞争优势之后，报告又明确提出三地的功能定位：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北京特别是北京中心城区要“去功能化”，天津要“去加工化”，河北要“去重型化”。

　　报告分析认为，北京属于典型的“知识型+服务型”城市，在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应兼顾首都功能和城市经济功能。从产业功能链上看，北京主要应该是总部、研发和销售功能，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功能应渐次退出。

　　天津属于“加工型+服务型”城市，不仅拥有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沿海比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还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开放优势，也是人口上千万人的特大城市，在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上，需加快壮大服务业，实现服务和制造双轮驱动。从产业功能链上来看，天津主要应该突出其生产研发和加工制造功能，在部分优势行业承担一定的总部功能。

　　河北属于“资源型+加工型+服务型”地区，采掘业、重加工工业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业优势突出，但工业结构偏重，因此应加速从重化工业向加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综合服务业、原材料工业和现代农业。从产业功能链上来看，河北现阶段主要是生产制造功能，在部分优势行业（主要是原材料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承担生产研发功能。

　　“河北重工业对国家经济建设、京津冀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考虑到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河北必须加速去重型化。”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解释说，“河北的工业发展阶段属于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应强调加工化和服务化兼具，重点放在加工化上，将来作为高端制造业的基地，但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中需要加工化和服务化并驾齐驱，尤其是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更加要强调服务化。”

　　也有研究者认为，三地的功能定位并不是意味着北京高端，天津中端，河北低端，而是要明确网格化的区域分工，不排除相对落后的区域也有高端部门和行业的存在。“比如在个别领域河北也应该有高端，像保定的新能源产业、石家庄的医药产业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从总部研发到生产制造的完整链条。”

　　 构筑网络化发展格局

　　报告中提到这样一组数据：

　　2012年，北京城六区的人口密度是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密度的9倍和42倍。

　　北京城六区集中了全市70%的产值和就业岗位，人均GDP是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近2倍和3倍。

　　北京80%的一级一类幼儿园、65%的重点小学、超过80%的三甲医院分布在四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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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为，北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了，但其实，北京市域内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人口和经济分布的过密和过疏同时存在。”李国平认为，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首先需要在北京市域内的协同发展上下功夫。

　　对此，报告提出：北京应加快北京副中心和新城建设，进一步完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多中心空间发展格局；中心城区应主要承担“四个服务”功能，即政治、科教文化、国际交往等首都功能和金融、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功能，而其他经济功能和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应向郊区发展。

　　“中心城区的功能疏解不仅仅是将过度集中的功能存量向外转移和疏散，更应着眼于严格限制不合理集聚的城市功能的进一步集中，即对功能增量的疏解。”有专家如是认为。

　　跨越式的发展需要更大空间的支撑，这不仅需要在北京市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更需要通过在京津冀地区打造若干个区域功能中心来实现。

　　报告中一篇名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及对策》的文章对此着墨较多。

　　文章提出，根据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联系、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交通体系现状以及各城市发展定位等，京津冀地区应努力构筑“一主一副、三轴、四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格局。

　　专家们提出，“一主”为北京；“一副”为天津；“三轴”即形成沿京广铁路和京石高速的北京-保定-石家庄城市带轴线、沿京津塘高速的北京-天津城市轴线和沿京哈线、京山线和京沈高速的北京-唐山-秦皇岛城市带轴线；“四区”即以环渤海湾的秦皇岛、唐山、天津滨海新区、沧州等为核心的滨海临港发展区，以北京为起点向东南延伸的京津廊发展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廊坊），沿京广线向西南方向延伸的京保石-邯邢衡发展区，以及以环京津燕山和太行山区的承德、张家口等地区为核心的张-承发展区；“多中心”即在京津冀地区未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等为中心的多中心发展格局；“网络化”即以基础设施为依托，借助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将区域发展的多中心特征从形态上延伸到功能上。

　　对于“四区”产业发展定位，专家们的看法也颇为一致——借鉴国际经验，滨海临港发展区主要以加工业为主，京津廊发展区则重点发展创新性产业，京保石-邯邢衡发展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张-承发展区则要发挥生态涵养功能。

　　“重要的是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藩篱。”李国平补充说，“所谓疏解首都中心城区的功能，就要以京津冀区域大尺度考量，在生产力布局最合适的地方配置生产要素，而不是局限于三地行政区划，比如北京土地资源比较稀缺，要素成本比较高，河北可能低一些，由企业自主决定搬到哪儿。”

　　 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

　　“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京津冀区域的发展不如长三角、珠三角？学术界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京津冀地区的行政色彩太浓。”研讨会上，张文忠的一席话引来多方呼应。

　　“目前来看，京津冀过度行政化，珠三角过度市场化，而长三角是把两者结合较好的区域。”中国人民大学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叶裕民也谈到，区域协同发展必须要靠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只有市场和政府良好互动才会减少矛盾。

　　报告认为，京津冀区域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对此，报告提出，伴随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建设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河北省唐山市被列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京津冀地区具备了良好的协同创新基础。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的模型应该是“一中心、两核、三带、多园区”，即形成中心引领、两核驱动、三带辐射、多园支撑和优势互补、对接产业的区域科技创新格局。

　　报告解释称，“一中心”指首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两核”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综合改革示范区高端研发和知识服务核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核心区；“三带”包括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带、沿海现代工业技术创新示范带和环京津绿色发展创新创业带；“多园区”是通过“一中心”的引领带动，发挥“两核”的辐射作用，围绕“三带”产业特色和资源布局，打造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基地。

　　在专家们的设想中，还有一个更具创新性的方案——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

　　“‘京津科技新干线’是指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综合改革示范区到天津滨海新区的呈带状的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密集区。”李国平解释说。

　　“引擎论”是区域经济学一个重要原理。学者们认为，就像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引擎锁定在滨海新区一样，京津冀科技创新的引擎应落在这一条自西向东的带状区域上。

　　报告还对这一设想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安排，包括北京、天津共同建设“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同建设“京津科技创新示范区”，以及支持园区间创新合作、设立重大创新合作专项等。

　　协同创新机制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如何使其尽快生效？

　　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组织协调体系的建设，即设立由三地主管领导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快组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并提出，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以发挥各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网络化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