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遗孤“中岛思华”的回忆

　　中岛幼八的普通话略带东北口音。1942年，他生于东京，一岁时就随全家移居中国东北，抗战结束后由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1958年回国。1966年中岛进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事务局，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并致力于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

　　●中岛作为日本人的人生，从16岁才起步。他努力学习日语，试图融入社会，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但他又给自己取名“中岛思华”，在给梁志杰老师的明信片里，中岛写道：“我爱人民公社，我爱新中国。”

　　70岁的中岛幼八开始撰写回忆录《何有此生》，书成，用一年的退休金自费出版日文版，迄今已三次印刷，销售3500册。由中岛用汉语完成的此书中文版已于近日出版。“如果七十周年我再不写的话，八十岁的时候有可能我自己也不在了，这一代人相继地都不在了，这段历史也就白费了。所以我要用文字把我的养父母写出来、留下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孩子喜欢谁就归谁

　　1945年冬天，黑龙江省宁安县沙兰镇，大雪茫茫。

　　小贩老王从王家屯挑着零碎商品回到镇上，揭开篮子上的遮盖，抱出个三岁的小男孩。围观的人们看着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孩不停地哭叫着，并无人愿意领养。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妇女，一下子把孩子抱了过去：这条小命多可怜，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

　　妇女名叫孙振琴，是当地普通佃农陈玉贵的妻子。男孩名叫中岛幼八，一岁时随父母赴满洲开拓团，驻扎在宁安县。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中岛的父亲中岛博司应征入伍，死在异乡。战败后，开拓团从占领者一下子成了难民，有的开拓团接受了日本当局的自决指令，不论男女老幼，都关在一个房子里，引爆炸弹。当场没炸死的，由开拓团的负责人逐一补刀。

　　深陷困境的开拓团每天都有孩子死去。有的日本妇女在逃难的路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已经变得疯疯癫癫。中岛幼八的母亲中岛清江产后身体极其虚弱，感染了伤寒，家里缺米少粮。把孩子送给中国人抚养违反日本军方的规定，但生母还是含泪悄悄托小贩老王把幼子送到沙兰。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中岛消化不良，肚子一直鼓鼓的，养母就天天用手轻轻地揉他的肚子。“我妈妈就天天给我揉肚子，她的手感现在还留在我的身上。”悉心照料下，不到半年，中岛恢复了健康，明显长胖了。养父母给他起了小名“来福”，从小到大，养母一直这样叫他。生母和姐姐不止一次来看望过他，养母都始终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中岛也已经完全不认得生母了。

　　1947年10月，开拓团即将遣返回日本，生母来到陈家交涉，准备带中岛回国，养母拒绝。情急之下，生母抱起中岛就走，结果被闻讯赶来的老百姓团团围住：“把孩子放回来！”区政府干部听了两位母亲的陈述，让养母和生母分立两边，孩子站在中间，孩子喜欢谁就归谁。干部的手一松开，中岛就直奔养母去了。

　　中岛在养父母的身边，过着和东北农村孩子一般无二的生活，平时是一个快乐的放牛娃，苞谷面烙的锅贴、蒸的窝窝头都是他最爱的美食，“保卫庄稼、歼灭害虫”是中岛熟记在心的口号。

　　养父陈玉贵经常拉爬犁跋涉几十里路进山拉烧柴。这是极其辛苦和危险的活，出发之前，养母都会用过年过节都舍不得吃的肉和面为养父做一道滚热的片儿汤，这时，中岛都会被养母从睡梦中叫醒，和养父一起享用这难忘的美味，养父总是会挑一块肉放到中岛碗里。

　　中岛转眼就到上学的年龄，随养父的姓，取名陈庆和，他从此有了中国名字。后来养父被疯狗咬伤去世，8岁的中岛随母亲改嫁本村农民李希文，他也再次改名李成林。

　　要回日本就得抓紧

　　1955年，生母通过红十字会来信，询问中岛的情况。“会不会把我强行送回日本呢？”中岛紧张得一晚上没睡好。政府工作人员询问中岛归国意愿，他坚决地问答：“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我绝不回日本。”一直搂着中岛的养母始终默不作声，中岛只感觉到养母的一颗泪珠掉在自己头上。

　　7月的一天，养母带着中岛去了女儿生活的太平沟林场。养母和林场伙夫赵树森搭伙过起了日子，她原想回沙兰和李希文办理离婚，但最终并未如愿。后来养母才向中岛和盘托出当时的打算：孩子大了，要为他找出路，已经出嫁的女儿在林业局工作，林业局的机会要比乡下多得多。

　　中岛有了第三位养父，他也再次改名赵成林。赵树森早年在塘沽当过码头工人，在北平拉过洋车，身体垮了之后闯了关东。三个养父中他是对中岛最好的，尽管他和孙振琴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但对中岛视如己出。赵树森帮助中岛转了非农业户口，带他去牡丹江看电影、逛动物园、下馆子，每个月还给中岛15元生活费。那时候在中岛就读学校任教的教师月工资也不过四十多元。

　　促使中岛回日本的是他视为恩师的太平沟小学教师梁志杰。1957年岸信介任首相，亲近美国，中日关系恶化。梁老师有一次和他彻夜长谈：“你如果回到日本，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啊！”梁老师不仅规劝自己的学生回国，还帮助办各种手续。

　　1958年6月，生母托日本友人带东西到哈尔滨，中岛想去见，赵树森爽快地答应了，连同伙食费给了他50元。“世界上大着呢。出去好好儿见识见识。”养父在菜墩上切着菜说。没想到这就成了爷儿俩的永别。

　　中岛到了哈尔滨，听说要回国就得抓紧——自1953年3月起，中国政府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协助日本侨民回国，至此已近尾声。为了赶上最后一班从天津接日侨回日本的轮船，中岛没有时间再去向养父母正式告别，也没来得及带上行李，就匆匆启程。

　　1958年7月9日，中岛随同579名佩戴着“归国日侨”胸章的归国者乘坐“白山丸”回国。“白山丸”也是15年前中岛一家四口北渡日本海去中国东北时坐的轮船。当时生母抱着襁褓中的中岛前往陌生的异国他乡，而现在中岛独自一人返回阔别已久的日本，“白山丸”见证了中岛一家的命运。

　　轮船驶离天津港，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养父母和亲朋好友，中岛不由痛哭失声。“我这个日本孩子，对他们来说本来是敌对国家的后代，却被他们拯救并抚养成人，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没有向养父母道别，没有尽到子女的孝心，成了中岛永远的遗憾。

　　“过奖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回到日本后，中岛偶然发现赵氏养父在收养他之前，还收养了一名日本孤儿为养女。赵树森在中岛心中成了英雄式的人物。

　　“我16岁回到日本，在13年之间我是在中国人的拉扯之下长大的。”和中岛一样留在当地的还有14名日本儿童，他们分别寄养在中国老百姓的家里。据统计，在中国的日本战争遗孤总共有四千多名，有些人返回了日本，有的人则永远留在了中国。

　　养母听到中岛回日本的消息，一下子瘫在地上，双手抓住土，哭喊着：“我的儿啊，你怎么把妈扔下，就回去了？！”说到养母，中岛轻轻擦拭了一下眼角。“总感觉只要跟我养母在一块儿，什么事情都能够得到解决，不需要我操心。就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靠山一样，比我那几个养父还强。”

　　回到日本，已经改嫁的生母把中岛接回家中，屋里坐了三十多个人，日本继父和舅舅姨妈们商讨了好一阵子，最终决定让中岛在家里生活三年，学会了日语后就自己外出谋生。直到三年后中岛从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毕业，搬出去住了，生母才告诉他当年家里讨论的内容。

　　中岛作为日本人的人生，从16岁才起步。他努力学习日语，试图融入社会，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但他又给自己取名“中岛思华”，在给梁志杰老师的明信片里，中岛写道：“我爱人民公社，我爱新中国。”他托梁老师给他寄去少先队章程、共青团章程和共产党章程，以及《毛泽东选集》和《鲁迅选集》，他还通过《人民文学》杂志阅读了马烽、李凖等人的作品。“日本虽然是我的祖国，但辽阔的中国才是我的故乡。”中岛说。但不久之后，从1961年至1976年，中岛和国内亲友的通信联系被迫完全中断。

　　1966年，中岛返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电话线路不佳，养母的声音十分微弱，中岛听到她嘶哑地喊着：“来福，来福”，电话两端都已泣不成声。这是中岛最后一次听到养母叫他的小名。

　　1976年，中岛终于有机会回到东北探望亲朋好友。养母孙振琴已在1975年12月去世，中岛把第二任养父李希文接到宁安县一起住了一晚。老人有严重的肺气肿，吃饭时中岛为老人剔除鱼刺，帮老人洗脚，端尿盆服侍老人小解。养父对周围的人说：“这孩子小时候就特别仁义。”“批孔”余绪未绝，中岛连忙说：“爸，这个时代不兴这个词了。”两年后，李希文去世。1987年，中岛取回李希文的骨灰和养母葬在一起。回到沙兰探亲时，中岛还为养父陈玉贵迁了坟，碑上写“慈父陈玉贵之墓”。

　　中岛最敬重的第三任养父赵树森已在1969年去世。中岛将养父最爱的日本羊羹埋在坟前：“爸爸，这是您向我诉说过的好吃的日本羊羹啊。您品尝一下吧。”事后，中岛把赵树森的坟墓迁到他日本养女的墓旁，墓前碑文刻着“养育之恩终生不忘 中岛幼八”。《何有此生》出版后，中岛祭拜了养父母的墓地，并将新书供在养父母的灵前。

　　中岛幼八参加过反对岸信介内阁的大游行，先后两次被捕，后来在日中友协中央本部事务局工作。他长期为中日民间的交流服务，接待中国访日团体，带领日本各界人士访华，记忆最深刻的是陪同画家平山郁夫前往楼兰写生，也参加过大型纪录片《长江》的拍摄。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夸中岛：“你的汉语讲得这么好！”中岛开心地回答：“过奖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但有一件事是中岛最怕触及的。有一次，中岛受电视台的委托采访回国寻亲的战争遗孤，寻亲孤儿的遭遇和诉说令中岛悲从中来，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波澜，数度哽咽，捂着嘴久久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中岛再也没有接受给日本遗孤当翻译的工作。

　　中岛的生母98岁去世，临终前，患脑软化症的生母把儿子当成了亡故多年的丈夫，她好几次挎着包袱对中岛说：“孩子他爸，下一步逃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