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史上的新鲜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领导了波澜壮阔、广大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以弱击强掌控战争主动权

　　抗日游击战争之初，从数量上看是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看是敌优我劣，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在“九一八”事变后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指出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游击战争“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我党抗日游击队伍的基础，八路军3万多人，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其之短，使日军随时可能被奇袭，却战不得战，防不胜防。日军连吃好多亏后，对游击队由轻视到不敢小觑，最终变得害怕起来。在山西昔阳，一个日本兵曾经向老百姓哭着，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表示他已经被我游击队包围。忻口会战中，刘伯承部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架，歼日军100余人，削弱了敌空中力量，援助了忻口友军作战。卫立煌盛赞：“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凭着如此单薄的力量，迅猛勇毅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开辟敌后战场，在敌人后方开辟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巧妙地运用地道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等斗争形式，“集中大力，打敌小部”，积小胜为大胜，使日军军心动摇，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力量被削弱，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被打乱，形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的战略格局，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盘活了抗战。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蓬勃发展成为抗日主力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军事力量渐次转至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消极作战，使得日寇集中力量大举进攻解放区。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指向解放区，抗日战争的重担就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出动40余万人实施1322次“扫荡”“清乡”，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到1943年，解放区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1944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解放区抗击日军比例略有下降。至1945年，在侵华日军40个师团，58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了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56%。解放区越来越大，至1945年5月，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迅速扩大到9550万，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解放区共歼灭日军527422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52门。

　　敌后战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谋略。早在1940年，日本天皇就对能否战胜中国产生困惑，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对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