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也需把制度放出权力的笼子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无疑是2014年中国推进制度反腐的热词。相对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各地各级官员而言，当务之急，可能更须把“把制度放出权力的笼子”。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阿克顿则认为：“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蚀。”邓小平说得更直截了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有人考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说，最早出现于美国总统小布什一次演讲，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名人们只是口头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客观必然性；人类政治文明演进进程，则为之提供了实践佐证和成功样本。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前提是，“笼子”要能关得进、关得住、关得牢权力；反之，其效用则势必大打折扣，甚至有“笼子”比无“笼子”更糟。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是制度反被权力笼子关了禁闭。仅以约束“三公”消费说事，打1949年起算，国家发过500多个限制公吃文件，悲催的是，500个文件却管不住一张嘴。如果说制度漏洞是公吃屡令不行屡禁不止的客观归因，权力架空制度导致“烂尾政策”则属主观成因。公车乱象并不在公吃之下，早于1988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发布规定：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央两办再行联颁规定重申相同要求。尴尬的是，多年来规定形同虚设，地方普遍违规配备专车。广东前省长黄华华就曾说过：“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变相公费出国影响之坏为害之烈，更让人神共愤。早在1993年10月，中央两办就通知严禁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2004年春，两办再发通知严格控制干部出国(境)开支，2007年8月，中纪委通报强调，坚决刹住以公务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不正之风。然而，地方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是，公出事实上已异化为与官员职级挂钩的变相福利或奖励。对此怪像，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曾讲过一段笑话：“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制度被架空的背后，必有权力膨胀和权力撒野。郴州原市委副书记曾锦春在任时，常对部下说：“啥子法不法，老子就是法！哪狗日的不老实先双规他！”。某地信访局面对不满强拆房访民口出狂言：“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某市环保局局长被举报激怒，在全局大会上叫嚣：“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某市旅游局副局长在酒席上狂言：“正科级以上的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包养情妇)?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某地酒桌上摆着五粮液、中华烟、螃蟹、龙虾……镇委书记边吃边骂：“现在的老百姓就是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个被判死的省官胡长清“落马”后就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被判死缓的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当在用人、决策、立项上绝对“一把手”定乾坤，经费报支上绝对“一支笔”说了算，就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渐行渐近了。某地2002年以来因贪贿受处分处官中，“一把手”占44%便是明证。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因腐领死的国级贪官成克杰，在“广西王”任上时，根本不把制度当回事，为捞取个人“好处费”，出让土地不是按有关规定，而是个人拍板决定；工程承包发包不公开招标，而是个人说了算；市场交易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个人打招呼压价；甚至事关广西发展的重大项目，也由个人一锤定音。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粗疏落空至此，权力的笼子不禁闭制度才怪。

    推进制度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乃题内之义；问题是，要将之由理想愿景变成现实状态，就必须将既有制度放出权力笼子，并严防新的制度再被关进权力笼子。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就当下中国而言，就是一方面梳理权力清单，用制度对官员限权削权分权；另一方面，推进法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亦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不久指出，现在已令官员“不敢贪”，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令官员“不能贪”，最终做到令官员“不想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