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深州梁家庄结婚不设账桌不摆酒席 随礼最多10块
燕赵都市报记者孙磊/文 陈建宇/图
红白事随礼，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随礼”本是锦上添花的事，通常情况出于“随礼”人自愿。在农村许多地方，礼钱一般50元，再多一点儿，一二百元，上不封顶。可是在有些地方，份子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罚单”，收到通知，便要随礼；随礼金额又和亲疏远近挂钩，进而相互攀比，变成了一种负担。
在河北省深州市梁家庄村，村里自发进行了一次“红色罚单”的改革。谁家有了红白事，不设账桌，由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将礼钱收齐，交到当事人手里，乡亲礼只有五元钱。不摆酒席，只做两三桌饭菜，招待帮忙的亲友。俭朴办事已成风俗，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乡干部与村理事会部分成员商议近期“红白事”安排
66岁的曹金泉大爷跟老伴在晾晒玉米，谈到理事会的做法老两口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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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从自己做起简办女儿婚礼
秋收时节，深州市梁家庄的田间地头上，躺满了刚刚收割的玉米秸秆。这是个传统农业村，有200来户、700多口人，1300多亩耕地。
过去，梁家庄和其他村一样，谁家有“红白事”，比着看谁办得规模大，又是吃又是喝，要闹腾好几天。主家花费多不算，还耽误生产。条件好点儿的，虽然不愿意甚至从心里反感大操大办，但碍于情面，违着心“随波逐流”；条件较差的户，怕乡亲瞧不起，也“打肿脸充胖子”，举债也要办得“风光”……
在农村许多地方，让人“随礼”的由头很多，婚丧嫁娶最为常见，生子、迁居也是一种。婚事类收礼还可以分解衍生为三次：订婚、结婚、生子。
当时虽然经济水平低，但一人随礼全家吃宴席的现象很普遍。掏一份礼钱全家几口人都去吃席，有时候家里大人不在就让小孩子去，结婚主家至少得摆上二十几桌，自家院里摆不下，还要摆到邻居家或街道里。老支书曹二拖说，村里人好面子，不管家里有钱没钱，场面儿上要好看！
1993年年底，村民春贵找到了曹二拖求助。春贵年底就要结婚了，可是因为家里拮据，办婚礼的钱还没有着落，实在走投无路，就来找曹二拖想办法。曹二拖一听，教训春贵：“你年纪轻轻的，不去想怎么踏实干活儿，净琢磨些投机取巧的办法。”春贵说：“叔，不是我偷懒不干活，是结婚办酒席实在太铺张了，杀一头猪剩下的肉还不够过年吃的。”
曹二拖听罢，心里也是暗暗地为红白事铺张浪费感到叹息。可是，这是农村多少年延续下来的礼俗，乡亲们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不但改变不了这种习俗，还有可能引起乡亲们的反感。
在农村“人情债”随时发生，相互“随礼”何时能休？其实村民们也感觉到了不合理，“随礼风”的陋俗加重了农民负担，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绊脚石。但身在局中苦于无法摆脱，就是硬着头皮也要随礼。办事儿的人家会把“随礼”的人名记入礼单的。如果不“随礼”，你的姓名自然就未“登记在册”。人家会记住你的这次“失礼”，今后你与人家如何抬头相见？
怎么办？曹二拖在心里不断地嘀咕：这种铺张浪费的习俗是应该变一变了，可自己的女儿马上也要结婚，按照农村的习惯，不免又要大操大办。自己要是做不了表率，别人还怎么服气？当他把这两件事融到一起想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对，就这么办！
原来，他的想法正是以自己为表率，从自己做起，简办婚礼，树立新风。说做就做，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简办红白事。正赶上时任村主任曹振贵的女儿也要结婚。他们商量，两家都一样，不设账桌，不摆酒席，俭朴办事。曹二拖闺女出嫁那天，大伙去他家瞧，酒宴没摆，只请来帮忙的本家亲属吃了碗大锅菜，就把女儿送走了，后来曹振贵家也没摆酒席，村民们这才信服了。
简办红白事成习俗延续二十余年
移风易俗，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梁家庄这么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里。
农村人认近亲的同时，又不疏远亲，也是“随礼”繁多的重要原因。这与农村生产方式单一，生活变化缓慢，择偶、迁居范围受限有关。所谓“七大姑八大姨”多聚于本县邻近乡村，平时互通声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族凝聚力在农村仍不可小觑，甚至在一些地方有加重趋势。比如在一些村民意识中，同一个大太爷下的同姓叔伯兄弟，亲缘关系很近。同姓叔伯兄弟家里有个大事小情，自然不能不理，“随礼”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有些村民的儿女都已经出嫁生子，今后只有往外“随礼”的份儿。只出不进不甘心，便开始挖空心思琢磨由头请客，想要捞回礼钱。如今这样心理失衡的人很多，在农村，遇到红白事，常见到全家老少齐出动赴宴，凑热闹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小九九就是多几张嘴去吃，至少能够挽回一些损失。
二十多年后，梁家庄当年定下的简办红白事的礼俗有没有延续下来？能不能在普遍讲排场、讲面子的农村中独树一帜，另类地生存？来到梁家庄时，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现任村主任曹二宁说，现在村里已经没了红白理事会，但是简办红白事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红白理事会由村委会的主任、支书、会计和妇联委员等人担任，依然采用了分片负责的形式，每逢村里有人结婚，这几个人会将份子钱收起来，登记造册，在结婚前一天，一起交到主家手里。结婚当天中午也就是男女双方的近亲属在一起摆一个规模很小的宴席，婚礼一天就能进行完。最多花费两三千元，烟、酒、糖、菜就都备齐了。
婚宴取消了，回门、看闺女、请媳妇、请女婿等后续程序没有了，村民只上了象征性的乡亲礼。近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了，礼金也逐渐涨了一些，但是最多不超过10块钱。“有时娶亲时娶的是外村或外地的媳妇，办事主家的主管、长辈都提前到女方家做工作，把村子的风俗给女方家解释清楚，取得理解。”曹二宁说。时间长了，附近的乡村都知道了梁家庄的风俗，反倒是表示理解的多。
以往每逢喜事，唯恐天下人不知，不仅大操大办，还要在家里竖起扩音器，播放音乐。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有时婚礼办得静悄悄的，甚至同在一个村子里的乡亲都不知道结婚了”，曹二宁说。
喜事简办了，梁家庄的白事更加简单，近亲属连白色的孝服都不穿，只戴黑纱，村民更无需交一分钱，也没有任何的宴席，只要去义务帮忙，就算是“随礼”了。
拒绝铺张浪费和攀比移风易俗成真
关于随礼有一个民间传说，清末封疆大吏张之洞的一个本家姑姑去世后，他只随礼钱四两，让全场人惊讶。张之洞微微一笑说，常言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随礼，是相互往来之事，我随她家，可拿出三五百两；若我家有事，他们再随我就很难了。之洞一生为官清贫积蓄不丰，今日也不是来摆阔气的，他家何时真有了困难，我及时周济就是了。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在生活中，因为随礼而导致的朋友反目、亲戚疏远的事情也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梁家庄的“红色罚单”改革，能够成功并且延续下来呢？
村主任曹二宁说，当年由支书曹二拖和村长带头，自己家女儿的婚事都简办了，别人哪还有不服的？
万事开头难，有了一个好开头，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为了将简办红白事的习俗贯彻下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讨论决定，成立村红白理事会，4名成员由4个生产队长暂时担任，后来改为通过村民选举产生，成员的津贴由村里负责开支，4名理事的职责是负责收乡亲礼，全村按区域划为四个片，每片由一名红白理事会成员负责收取礼金。村民可就近到本片的负责人处交礼金，如觉不便也可跨片交纳，礼金数额最多不超过3角。
如今红白理事会取消了，成员的津贴也不再是村里的负担。礼金数额也由当年的3角一直涨到了5元、10元。可是简办婚礼的宗旨并没有变。尽管700余人的村子里每年的婚礼不超过10次，可是村民们都默契地遵守着当初的契约。
“这就是习俗的力量”，曹二宁说。其实村民们都知道这是好事，但最初谁也不愿带头做。名目繁多、铺张浪费的酒席不但加重村民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村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谁想改变又拗不过根深蒂固的攀比观念，按村里人的说法，“人人都反感这些仪式，也都知道酒席上浪费严重，可就是没人愿意带头改变。”
自从红白理事会成立以来，不仅村民们自觉自愿地遵守简办红白事的习俗，还得到了周边乡村的支持。“梁家庄这种习俗因为其拒绝铺张浪费、节省人力物力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