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明:2015年财政从供需两侧发力稳增长
供给侧:强力调结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供给系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产出体。但在国际经济持续9年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步伐也放慢了,其中至为重要的原因是供给系统的内在不足逐步积累放大,最终抑制了经济增长冲力,其突出表现是:制造业大而不强,造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位盘整;核心技术欠缺,使得中国工农业产出处于“虚胖”状态;产业结构失衡,导致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产品短缺并存;产出偏离需求偏好,导致购买力外流逐年递增;如此等等。这些现象概言之就是,结构性矛盾引致经济活力减弱,最终使实际经济增长率较大幅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
面对这种形势,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采取了以调结构为着力点实现稳增长的宏观政策。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财政政策承担起了从供给侧调结构的重任,打出了有力的组合拳:
一是助力产业技术水平提升。2015年科技支出依然快速增长。为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应用,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进而织密我国经济安全网,中央财政推出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是总体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为此,财政部与四部门联合开展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并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示范城市微型企业孵化园、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园等的服务能力建设。对于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的全过程及重点环节来说,这些政策起到了激励和引导作用。
二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绝不等于过剩产业。在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广阔而深厚的国家里,传统产业产品需求具有持久扩张性。但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与需求变动相适应,并实现单位产值资源耗费递减型扩张。正是基于这一点,2015年,财政部与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加快粮食及其他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奖补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页岩气开发利用等措施。
三是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发展绿色产业不仅具有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功能,也对当期稳增长具有支撑作用。2015年,财政政策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力度加大,推出政策措施包括新能源汽车扩大应用补助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项目、水污染防治项目等。
四是促进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基础设施是供给系统的“底座”。我国基础设施仍然存有一些短板。为此,2015年,国家加大了对地下管廊建设、海绵城市建设、高铁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同时,批准地方政府发行3.2万亿元置换债偿还2015年在建项目到期银行贷款,这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延续起到了稳定作用。
需求侧:助力扩消费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格局进入历史性转折时期。消费扩张支撑点和消费需求兴奋点都在变化。虽然这种转变具有市场内生性和自发性,但若没有政策助力则很难及时顺利取得突破性进展。财政政策具有再分配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好这些功能可以有效促进消费需求格局正常转换。
2015年,财政政策从需求侧助力稳增长的切入点是激励消费,总体效果是增加有效需求,具体着力点是调节收入分配和提高实际购买力。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实质是增加部分消费者收入。2015年,个人转移支付性支出如低保支出、救济支出、农民种粮补贴、职工基本养老金补助支出、社会保险补助支出等继续增长,总额合计已突破1.5万亿元。同时,就业创业培训支出大幅增长。这些措施对消费规模扩张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其突出表现是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进而增加了有效需求。提高实际购买力的实质是减轻部分消费者购买负担,进而刺激商品和劳务的销售,并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2015年,国家财政住房保障支出继续大幅增长,规模已突破6000亿元,这有效满足了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同时拉动了建筑业、水泥、家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此外,财政部门运用税收手段刺激消费,如降低1.6升排量及以下轿车车购税税率,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税率、取消小排量摩托车消费税等。上述措施形成的直接支出和税式支出总计近3万亿元,相当于今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左右。
进一步分析,如果把政府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总额加进来,2015年政府消费支出总额占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比重已近25%。这说明财政支出对消费扩张起到了托底作用,从而提高了消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继续从供需两侧发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率比“十一五”年均增长率回调了3个百分点左右。其中的主要成因是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正是这种矛盾使我国上万亿元的消费品购买力外流、货物和服务出口受阻。所以,运用政策手段稳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化解供需结构性矛盾上。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突出成功之处就是,能够从供需两侧的薄弱环节入手牵动结构调整,最终使供需实现动态对接,这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十三五”时期我国预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5%,在经济总量已达11万亿美元的情况下,这应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从我国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产业基础等方面看,这也并非不能实现,关键是看政策引导力和刺激力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2015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经验,今后应继续放大。“十三五”期间,财政政策从供给角度应进一步强化产业升级政策力度,从需求角度应再度强化日用消费品消费扩张政策力度,继续从供需两侧助力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