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家事

　徐远英

新春佳节，阖家团圆。小妹从京返石与家人团聚。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五口人来到九旬高龄的老父亲家中欢聚一堂。

小外孙今年6岁了，见到这些长辈，主动磕头作揖，十分懂事可爱，小妹尤其喜欢他，让他振臂高呼三遍：“我要认真学钢琴！”，之后又让他大声振臂高呼三遍：“我是男子汉！”。孩子做得很认真，引得家人开怀大笑，小妹以此告知他从小要自强自立，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然他也收获了红包。

看着这老少四代温馨和谐的情景，我们嗑着瓜子，吃着水果，怀念着已去世的母亲，感慨今天幸福生活之不易，不由地聊起我们的青少年时代，而有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我15岁，小妹才刚刚5岁。没有多久，父亲住进了牛棚，母亲去了干校，照料我们的保姆大姨也被赶走，我们5个孩子处境艰难，一夜之间由“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受尽了周围一些人的歧视和白眼，就连上厕所（那时在保定住的是平房，家中无卫生间，只有公共厕所）也能看到打倒我父亲的标语，父亲的名字倒着写，被红笔打着叉。我那时每上一次厕所，心灵都备受煎熬。

一次，小弟与一位造反派的儿子打架，那时他才十一、二岁，竟被那个造反派揪到厕所拳打脚踢，直打得小弟鼻青脸肿差点儿尿了裤子。今天当他很淡定地讲起这件事时，作为大姐的我心仍会隐隐作痛，为没能力保护他而内疚。还有一次从天津来的造反派（天津曾是省会）到保定要批斗父亲，父亲当时正发着高烧打摆子，无奈小弟代替父亲去挨批，造反派看他年龄太小，这才罢休。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就在那时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一次母亲受风浑身疼痛，在走路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被造反派叫去配合交待问题，性格刚烈的我出面阻拦、理论，被这位造反派连打两拳，直打得我往后踉跄好几步，半天未缓过劲儿来。文革结束后，我曾提到过这件事，父母均宽容大度地教育我一切往前看，不要再计较过去。

小妹在那个年代更是可怜。她年龄太小，实在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亲眼看见关进牛棚的父亲在省委的一片菜地里劳动改造，不谙世事的她大声喊着“爸爸”，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只好点点头，不敢回应，继续弯腰劳动；家中的保姆大姨一手把她带大，被赶走后好几次偷偷回来看她，小妹永远忘不了大姨把她叫到屋外的墙角，从大襟袄里边的口袋里掏出四角钱塞给她。不要小看这四角钱，当时够她买不少冰棍啊！讲到动情之处，小妹的眼中泛起了泪花……之后的日子里，小妹多次给大姨寄药、寄东西。大姨去世以后，她十分伤心，总是忘不了大姨在世时对她的恩情。

由于从小缺少应有的照料，小妹手、脚冻得十分厉害，至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她也曾埋怨过我对她的关心不够，但我当时也只有十六、七岁，现在想起来十分痛心、后悔。

1969年我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剩下四个弟妹，大的带小的，生活可想而知。我也是今天才得知，小妹曾两次离家出走。有一次，不到10岁的她从家走到保定火车站，央求排队买票的人帮她买火车票去石家庄找妈妈（当时父母均在石家庄政法干校学习班），旁人看她年龄太小，谁也不敢给她买，她只有沮丧地回到家中。现在想想，真是十分后怕。她和我大妹曾在寒冷的冬季，在没有取暖的屋子里裹着棉被抱头痛哭，而那时尤其害怕逢年过节，亲人分离，骨肉不能团聚。小妹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妈妈突然从石家庄干校回到保定的家，她正在外边玩耍，突然听到大妹一声激动、凄厉的呼喊：“妞妞回家，妈妈回来啦！”。之后，娘仨抱在一起哭……小妹还忘不了，1971年，父亲母亲在干校学习班后期，当时政策有点松动，带着她去母亲老家保定涞源县，看望了所有的亲戚，做好了回老家的准备；她更动情地对我说：“我跟着妈妈到保定邮局给远在内蒙古的你寄毛毯等物品，亲眼看见妈妈哆嗦着手，边填邮单边流眼泪……讲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更加思念已去世的母亲，尤其是当自己也身为一个母亲时，更加体会到母亲的伟大和不易。

文革后期，父母已相继解放恢复工作，这时我们已搬到石家庄，不少共患过难的叔叔阿姨们看到已长大的小妹都哭着说：“小五子（在家排行老五）从小颠沛流离，太不容易了。”

也正是特殊的年代和经历，造就了我们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坚强的性格。我的弟妹中有三人曾经当过兵，他们不图大名大利、大富大贵，但起码知道如何做人，他们个个自强、自立，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我则更是风风火火，泼泼辣辣，不论是上山下乡，还是从事记者工作，从来不知道苦和累。我的女儿就很不解地问我：“妈妈，你的性格怎么像男的一样，一点儿也不温柔啊？”我想，如果她熟知了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也会理解我们的。虽然我老公也对我时有微词，但共同的经历和遭遇使他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十年浩劫早已成为历史，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硕果累累。忆往昔，我更多的是宽容和淡定；看今朝，更多的是欣慰和理解。为了美好的明天，珍惜人生，快乐生活每一天吧！

编辑： 孙丽君     责任编辑：霍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