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就业政策4.0：十余年间政策内涵如何演变？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供给高位上的放缓，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这就好比登山，纵然从珠峰下降到大本营，从8844米降到了5000多米，也还身在高原，何况目前还是刚刚离开珠峰。”
一问
从1.0到4.0，就业政策咋升级
记者：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您将其称作中国特色积极就业政策的4.0版。从1.0版到4.0版，积极就业政策经历了哪些变化？
信长星：我是借用了4.0这样一个概念，目的是使人们对新一轮积极的就业政策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概念化认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是2002年出台的。200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确定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体系框架，可以称之为中国积极就业政策1.0版。2005年—2008年对就业政策进行延续、扩展、调整和充实，并将促进就业政策纳入法制化轨道，形成了2.0版。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打出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也就是3.0版。这一次新推出的是4.0版。
从1.0到4.0，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内涵也在不断地拓展提升。1.0版，关注的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2.0版，已涵盖了所有就业群体，期间颁布实施《就业促进法》，纳入法制轨道。3.0版的贡献在于围绕稳定就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体现了“更加积极”的特色。4.0版，则围绕着如何进一步促进就业，特别是着力促进创业出台了一整套政策。
记者：您认为4.0版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
信长星：最大的亮点是突出了创业，把鼓励创业与促进就业更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与我们就业方针的调整完善是一致的。过去的就业方针是“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党的十八大将其增加5个字，将最后一句改为“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新一届政府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积极就业政策4.0特别强调“创业”，是对新时期就业方针的细化和具体化，也是对“双创”的具体化。
记者：很多人认为，创业比就业更难，往往很难通过“帮助”“扶持”而创业成功。当前鼓励创业，积极就业政策4.0版主要从哪些环节着手？
信长星：创业的主体是创业者自身，政策的重点主要体现在清理障碍、营造环境上，让想创业的人能够顺利地投入到创业中来。
先要清障减负做“减法”，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等措施，实现“放水养鱼”。比如，此次《意见》要求推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放宽企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明确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扩展企业吸纳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人员范围，推广中关村示范区3项税收试点政策，全面清理涉企收费。
还要搭台助力做“加法”，通过提供创业平台、资金扶持等举措，提高创业成功率。《意见》明确将小额担保贷款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过去的5万、8万、10万不等，统一到10万元，并支持发展各类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并将资金补贴等政策延伸运用到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模式，支持各类创业基地发展，培育创业创新公共平台。
二问
记者：近两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这种“两难”并存的根源主要是什么？
信长星：一方面，不少企业反映常年存在缺工问题；另一方面，一些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知识群体则反映工作不是很好找，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则相对更困难些。“两难”并存，其根源在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不匹配，是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在就业领域的一种体现。
从需求端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制造业、服务业一线普工和服务员，同时我国又是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而从供给端来看，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将近一半，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已占主体，他们的求职愿意、能力素质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另外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快速变化，而人的变化是一种慢变量。实现职业转换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就业观念的转变也会有一个过程。从中长期趋势看，结构性矛盾将会逐渐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治理结构性矛盾比治理总量矛盾难度更大，耗时更长，技术要求也更高，须综合施策。
记者：积极就业政策4.0版，从哪些方面化解结构性矛盾？
信长星：化解结构性矛盾，应当从改善需求和改善供给两方面着力。改善需求，主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向中高端迈进。改善供给，主要着眼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此次《意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加大创业培训力度，重点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和失业人员转业转岗培训，并强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这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的主要途径，也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举措。从产业迈向中高端和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需要出发，应当合理确定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比例，重视加强技工教育，培养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
此外，改进就业服务也是缓解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手段，其功能主要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促进对接。《意见》强调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加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这都有利于促进供求信息的互联互通。
三问
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咋稳定
记者：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当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再加上现在各地出现的“招工难”，有人觉得就业已经没有总量压力了，面临的是“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您认可这一点吗？
信长星：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有所减少，但必须看到，这种减少是供给高位上的放缓，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201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为9.16亿人，今年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约1600万人。这就好比登山，纵然从珠峰下降到大本营，从8844米降到了5000多米，也还身在高原，何况目前还是刚刚离开珠峰。
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存在，促进就业仍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在经济新常态下，GDP增速放缓，要保持就业稳定，就必须让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良性互动”。
记者：就业4.0新政中有哪些有助于“良性互动”的措施？
信长星：《意见》突出了“就业优先”的理念。我理解，就业优先，就是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摆在优先位置；就是要把保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采取措施努力稳定就业局势。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意味着首先要根据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需要，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中央在研究确定年度GDP目标时，都把满足就业需要作为确定GDP增速的一个重要考量。二是需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推动产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创造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三是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贸易等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衔接配套。四是应实行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就业效果的评估机制。《意见》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明确。
记者：这是不是也有利于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
信长星：根据“六普”数据测算，2020年之前，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年均仍在1500万人以上，到203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在8亿人以上。应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还是存在的。而随着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创新驱动的实施，“人才红利”潜力更大。
另外也要看到，劳动力供给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确实有所减少，同时劳动力结构也有新变化，不利因素是劳动力大龄化趋势明显，有利因素是青年劳动力素质将不断提高。这种变化，将为转型升级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支撑，但若把握不好，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矛盾，未来一个时期的就业形势仍将十分复杂。
因此，“良性互动”既要通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过来，也要通过促进就业，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发挥我们的人口红利，尤其是要充分释放人才红利，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话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信长星 本报记者 白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