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路上不能让地病拖后腿
地方病是呈现地方性发病特点的一类疾病。我国是地方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存在着碘缺乏病、血吸虫病等世界诸国广为分布的地方病,也有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等我国特有的地方病。这些疾病或与当地百姓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或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又或是地球化学性疾病。改革开放40年间,各地百姓在逐梦小康的同时,也在与各种地方病展开抗争,并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健康报》在记录
1980年4月17日,《健康报》头版刊发消息《科研要走在防治疾病的前头》。文章指出,要把病因不清的大骨节病、克山病以及其他地方病防治中的技术关键问题作为主攻方向,选出25个近期重点科研课题尽快突破,并提出科技队伍建设、加强协作等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所在。
1993年9月23日,《健康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中国向碘缺乏病宣战》。文章介绍了国务院于当年9月22日召开的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总动员会议。从那时开始,我国拉开了碘缺乏病攻坚战的序幕。
2004年5月20日,《健康报》头版刊发了深度报道《连横合纵驱“瘟神”》。记者在湖南实地采访了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详细介绍了多部门联手的综合防治措施。
2012年3月19日,《健康报》头版刊发消息《食盐加碘量不再强求一律》。自此,我国开始实施新的食盐加碘策略,新标准允许各省(区、市)自行确定食盐碘含量平均水平,以促进人群尿碘含量较高的地区回归适宜水平。
“不同寻常”的地方性氟中毒
涉及13个省,受威胁人口一度达3000万人,作为我国特有的地方性氟中毒类型,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从广泛流行到持续控制再到消除,在时间轴上与改革开放40年相契合,被誉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一切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说起。彼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在贵州省毕节县、湖北省恩施县等地相继发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地方性氟中毒。以毕节为例,当地氟斑牙患病率高达98.2%,氟骨症患病率也有25.2%,这两种疾病可引发皮肤及内脏损伤,严重者导致瘫痪。“既往研究认为,病因与饮用水中氟含量超标有关,也就是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安冬回忆。但令研究人员困惑的是,毕节当地的饮用水中氟含量仅为0.2毫克/升,远低于国家标准。
“随后的研究证实,这是一种氟中毒流行的新类型——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已从事地方病防控工作30余年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孙殿军说,这种类型是我国特有的地方性氟中毒,重病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贵州省的病区范围占全国一半以上。
在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煤的含氟量很高,每千克煤含数百毫克氟。加之当地有敞炉敞灶的烧煤习惯,煤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氟,密闭的室内空气被严重污染。
此外,这些病区秋季多阴雨,每户都有一到两个常年不熄的敞烧炉子,供做饭、取暖、煮饲料等使用,炉灶上方1.5米~2米处置有荆条或竹子编的炕芭,谷物收割后即堆放在炕芭上任其干燥,使用前才取下加工。在长期烘烤过程中,粮食普遍受到污染,含氟量急剧升高,最高可达每千克上千毫克。食物和空气的污染导致这些病区氟斑牙和氟骨病患者猛增。
经济发展撬动防控策略
为何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的危害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显现?这与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使用变化密切相关。贵州省素有“江南煤海”之称,煤炭储量居全国第四位,且煤层分布较浅,易于开采。
历史上,贵州省农村居民主要以柴草为生活燃料。20世纪50年代,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植被遭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树木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煤区自采和村办小煤窑逐步发展,为病区居民提供了廉价便利的生活能源。由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农村群众普遍采用原始落后的敞炉敞灶方式燃煤,导致室内空气和食物遭受氟污染。
孙殿军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影响了防控策略的选择。“如果放在现在,我们可能会选择让当地居民大面积改用清洁能源,比如煤改电。”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绝大部分普通农户而言,用电还是件奢侈的事情。于是,以改良炉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应运而生。“在贫病交加的山区农村开展改炉改灶,触及了延续千百年的传统观念,涉及村村户户,必须由政府统一领导。”安冬说。
2004年成为防控的关键年。时年,我国开始实施《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设立了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地方病防治项目,全面落实以改良炉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2008年12月,原卫生部与贵州省签署共同加强燃煤型氟中毒防治工作的省部合作协议,中央财政在原有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省财政也配套相应资金。而翌年启动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消除燃煤型氟中毒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仅在贵州,中央和地方就投入12.1亿元,改炉改灶173.7万户。
据介绍,目前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居民户改炉改灶率为98.4%,已改炉灶正确使用率为97.3%。“现在可以自豪地宣布,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已不再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孙殿军说。
科学补碘应继续坚持
碘缺乏病是地方病中影响最广泛的一种。20世纪70年代,我国多个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碘状况,因缺碘引发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患者达3500万人,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约有25万人,碘营养不佳导致的健康问题十分严峻。
1995年,我国开始实行食盐加碘政策。随着政策的实施,缺碘状况有所好转——大部分地区消除了碘缺乏问题,各地区居民碘营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0年,我国摘掉了碘缺乏国家的帽子,绝大多数省份达到了消除碘缺乏危害的状态。“十二五”终期评估结果显示,以县为单位,我国有94.2%的县达到碘缺乏病消除水平,全国未发现新发儿童克汀病病人,人群碘营养水平总体保持适宜状态。
孙殿军坦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膳食结构有所不同,加之地貌、地质多样性,一些地区之间的碘摄入量存在差异,导致人群基础摄入量不同。所以,长期实行统一的单一盐碘浓度标准不利于我国各地区居民碘营养水平的调整,应采取因地适宜、因人制宜的方法科学补碘,同时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倡根据自身情况适宜地食用加碘食盐。
2012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食盐加碘新政策——每个地区可根据本地特点,即实际的碘营养水平决定食盐中碘的含量。2017年,我国开展了全国性以乡为单位的饮用水碘含量调查。调查显示,83.6%的乡水碘低于10微克/升,处于缺乏水平,但有2.6%的乡水碘含量大于100微克/升,处于过量水平。为此,我国在水源性高碘地区实行停供碘盐政策。
孙殿军强调,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依然存在碘缺乏状况。调查研究显示,2011年,新疆4个县和11个乡8岁~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患病率超过了5%。此外,一些地区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存在缺碘状况,这将对胎儿造成健康危害。“因此,科学补碘政策应继续坚持下去。”
实现长久稳定控制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碘缺乏病防治中取得的成绩只是我国地方病防控工作的缩影。
目前,我国饮水型氟中毒病区改水率为93.6%,改水工程正常使用率达到94.1%,受益人口达6150万;饮水型砷中毒病区改水率为95.4%,改水工程正常使用率为93.6%,受益人口为47.5万;在已查明水源性高碘县中,无碘盐食用率在90%以上的县有99个,占90.8%;大骨节病病区,达到消除水平的病区村占全部病区村的95.4%;克山病病区,70.1%的病区县达到消除水平。
孙殿军表示,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制定,地方病防治的前景愈发明晰。未来要重点持续消除碘缺乏病,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砷中毒、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和水源性高碘危害,彻底消除大骨节病、克山病、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对我国病区居民的危害等。
“有理由相信,再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地方病一定能够被控制,甚至有些能被消除。”孙殿军说,由于人们无法改变自然环境中致病因素的分布,必须建立可持续控制地方病机制,避免病情反弹,实现长久稳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