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大修反腐刑罚条款扎牢制度“笼子”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杨维汉、徐硙）刑法修正案（九）草案２７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对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法条修改引人瞩目。
我国刑法分则中，用专章１５个条款规定了贪污贿赂罪的定罪处罚。专家表示，刑法前八个修正案中，只改动了１５个条款中的２条，而这次修正案一揽子修改其中６个条款可谓“大修”，修改主要针对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和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两个方面。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根据各方意见，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五千、五万、十万等具体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保留适用死刑。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介绍，１９９７年刑法典把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为具体数额标准，是为了增强司法操作性。但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具体数额标准逐渐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情况变化。
“草案把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拟修改为概括模式，且纳入了犯罪情节和后果的考量，具体数额和情节标准可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或由最高司法机关授权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掌握，更为科学合理。”赵秉志说。
此外，草案从三方面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一是对多类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刑；二是严格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三是增加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处罚规定，在打击行贿的同时，约束领导干部身边人。
行贿犯罪是滋生腐败的直接根源之一，行贿往往是受贿犯罪的始作俑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张向东认为，“对行贿犯罪惩处力度偏弱，会影响遏制腐败犯罪的效果。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是这次刑法修改的亮点之一，必将对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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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拟修改刑法“全环节”惩治腐败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方列、杨维汉、徐硙）１０月２７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正案草案对行贿犯罪加大了处罚力度，新增了行贿犯罪条款，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法学专家认为，此次对刑法中腐败犯罪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惩治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将腐败犯罪的“全环节”纳入惩治范围，体现了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
行贿人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在查处贿赂案件过程中，由于立法缺失，很难对行贿人进行经济处罚，使其“吐出”不当获利。
浙江温州市一位检察官说：“行贿、受贿犯罪的最终目的，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金钱。以前我们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行贿人通过贿赂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进行查处。最终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不好。因为受贿者判刑了，可获益更大的行贿人却仍然赚到了钱。”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而此前在刑法对行贿人的处罚条款中，都没有涉及罚金。
“通过完善对腐败犯罪财产刑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曲新久认为，因为行贿、受贿大多是财产性犯罪，以前没有设置罚金不够合理，所以这次修法，在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多个罪名中都添加了罚金刑。如果能够通过财产刑这一法律手段加大对行贿人的惩治力度，无疑将大大增加行贿犯罪的法律成本。
加强对行贿人的惩处令其难以逃脱刑罚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全明说，人们一般痛恨索贿受贿行为，却认为行贿人多是“被动”一方，属于“弱势群体”。这种社会认知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形成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使腐败现象屡禁不绝。
“过去，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明显轻于受贿罪，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惩治贿赂犯罪时‘一手硬、一手软’，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势必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王全明说。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近年来，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等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让人们看到了行贿犯罪的“主动性”以及腐蚀公权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 ４３９７人，比去年同比上升３７．６％。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草案加大了对行贿人员的处罚力度，规定即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也应受到处罚，对免除处罚给予了严格限制，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行贿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卢勤忠认为，此次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向关系密切人行贿，扩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范围，原来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关系密切人受贿罪，但是行贿方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此次将其列入，体现了从严打击腐败的决心。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基层检察官表示担心，如果对行贿者打击过于严厉，很容易让行贿者和受贿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给查处腐败犯罪造成困难。案发前，行贿人还会不会主动检举受贿犯罪？案发后，行贿人还能不能积极配合查处受贿事实？
多数被采访专家认为，本次修法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行贿人是一个震慑，更加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行贿受贿犯罪的发生。
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具体数额增加情节考量
周光权说：“现行的刑法是按照贪污受贿的数额来定罪，分为四个档次来进行判罚。但这毕竟是１０多年前制定的，数额规定过死，有时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到罪刑相适应。造成不少犯罪数额相差悬殊的案件，在量刑上难以拉开档次。”
一位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认为，将贪污数额标准规定为一个具体的数额，难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导致实践中一些依法本应入罪或者本应重判的案件，因受数额标准的限制，无法入罪或者难以重判，损害了法律权威。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
专家表示，本次修改，将刚性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更有弹性的“数额＋情节”模式，将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当。对于具体定罪标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应标准，使反腐败的司法程序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合理。
短评：织严反腐法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杨维汉、崔清新）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织严了惩治行贿犯罪的法网。立法机关旨在通过修改刑法反腐条款，针对受贿人、行贿人、领导干部近亲属等“亲缘腐败”编织起更加严密的法网。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有望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不光盯防领导干部自身的“朋友圈”，把其拖下水的密切关系人的“朋友圈”也要追责。２００９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在职或者离职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索贿受贿的，要被追究刑责。这次修法又进一步剑指对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行贿的人员，也拟追究刑责。打击行贿受贿的链条进一步延伸。
刑罚是“最后的防线”。修改刑法条款也映射出国家反腐败机制从立法上正在逐步完善。对多类行贿罪规定处以罚金刑，大大提高犯罪成本；进一步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避免行贿逃脱处罚；删除具体数额标准，以概括性数额和情节为贪污贿赂定罪量刑，让反腐败的司法实践更加科学……一系列法条的修改意图，是剪断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把反腐败的制度牢笼扎牢扎紧。
当前，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一批“老虎”“苍蝇”被打，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局面。只有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不断加大治本力度，加强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机制，党纪国法一起发力，才能使领导干部“不能腐”“不想腐”。
国外如何对贿赂犯罪判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徐硙、杨维汉）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相生相连。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学专家了解到，不同国家地区对于行贿和受贿的处罚不尽相同。
据专家介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行贿与受贿两种犯罪行为同等处罚。如美国联邦有关贿赂犯罪立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法定刑的量刑上，对行贿和受贿两者处罚相同。在西班牙、阿根廷、新西兰、德国、日本等国家也实行行贿和受贿同罚。
据华东政法大学卢勤忠教授介绍，世界很多国家，对于行贿罪的处罚轻于受贿罪。如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最高刑为２０年有期徒刑，行贿罪的最高刑为受贿罪的三分之一。蒙古国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最高刑是５年以上１０年以下徒刑；规定行贿罪的最高刑为５年以上８年以下徒刑。另外，也有一些国家的刑法中只有对受贿罪的规定，对于行贿罪未作出规定，如丹麦、瑞典、挪威等。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