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高标准 严守行为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要害是严，关键在治。《准则》和《条例》的颁布实施，表明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依规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
    标本兼治的战略选择。 《准则》和《条例》坚持立德立规并举、自律他律互补，“高得上去、低得下来”，体现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有机统一，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实践支撑。《准则》是自律，是“航标”，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提供行动指南；《条例》是他律，是“雷池”，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定禁区。《准则》如同高线，重在立德向善，把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挺立在先；《条例》好比底线，重在立规纠错，防止违纪行为滑向违法的深渊。这是管党治党的基本路径。
    廉洁自律准则“从高不就低”。 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进行修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度政治自觉。2010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曾是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制度，但也存在“制度网眼过大、约束范围过小”等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进行修订，形成《准则》，使其明确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廉洁自律正面清单，发出了全党的道德宣示和向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准则》与中华民族道德规范历来“从高不就低”的传统相契合，紧扣廉洁自律主题，要求党员正确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强调领导干部把廉洁自律主题贯穿于从政、用权、修身、齐家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为全社会树立起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高标准。
    党纪处分条例“抓大不放小”。 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改造升级”，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坚定的实践导向。《条例》突出了政党特性、党纪特色，全面体现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纪严于国法、执纪先于执法的原则。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6类，使其内容和要义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遵规守矩的“负面清单”，让纪律底线成为“全天候通电”、不可碰触的高压线，促使其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
    体现革命理想高于天。 理想信念是廉洁自律的内在支撑，廉洁自律是理想信念的外在表现。全面从严治党，要靠纪律防线，亦需思想道德防线，两手抓、两过硬，才能努力破解“不想腐”的难题。《准则》是仅次于党章的高位阶党内法规，将其规范对象从“关键少数”扩至“最大多数”，变“禁止”为“倡导”、“不准”为“自觉”，敦促所有人入党之初、从政之始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从而前移纪律防线和执纪关口，促使8700多万党员在道德品行方面引领社会风尚。特别是在当前人民群众对腐败和不正之风最痛恨，对正风肃纪、廉洁自律最关切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如此。《准则》扭住这个关键问题，将党章关于廉洁自律的要求具象化、实体化，成为党心民心的“公约项”。《准则》易记易诵易懂，弘扬了党的立规建制的好传统，借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表述，微言大义、要言不烦，将“四个必须、八条规范”的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纪律性上，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面。 “破法”无不始自“破纪”，党员守住了纪律底线，就不会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条例》着力破解党规混同国法、套用“法言法语”等积弊，并将纪律防线从法律防线中剥离出来、推向前去，实现了党纪相对于国法的整体前移。其中，凡是国家法律已有的内容，就不再重复规定，共去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同时，锁住纪律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清单，体现了“更早更小，更严更实”的执纪问责理念，集中表现为正风肃纪新实践的“固化条款”，即关于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不请示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纪条款，既固化了抓早抓小的实践导向，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这就拉高了纪律标准，使过去没人管的事、不愿问的责有人管、有人问，避免党员退守到公民底线上，甚至等到“破法”再去“执纪”，为倒逼“不敢腐”、强化“不能腐”、实现“不想腐”提供了长远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