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史文章]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入城后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
——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1949年1月31日，驻守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同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他的部队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这意味着五朝古都北平真正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国的历史将在这里掀开新的一页。
此时，古都北平穿上节日的盛装，到处旌旗如林，锣鼓震天，市民们笑容满面、欢呼跳跃，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海洋里，并以不同的形式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提前入城的新政权的捍卫者们——北平市公安局的全体接管人员，深感北平敌情的严重：土匪惯窃肆无忌惮，明砸暗抢，暗杀纵火，无恶不作；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充斥街头，为非作歹。更有甚者，国民党在北平的各系统的特务，秉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应变措施”，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千方百计地寻机潜伏，疯狂地搜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及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侦讯处获悉“华北督察组”这一敌情，遂将其列为专案进行侦查，在局属内二分局和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几经周折，终将该案的潜伏特务全部查获。
神秘的“景福汽车行” 陈悟生同志系北平人，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先后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领导，后改为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陈悟生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沉重的是觉得担子更重了，过去我们搜集敌人的情报，敌人侦查我们。现在敌人搜集我们的情报，我们在侦查敌人。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啊！ 公安局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是在革命战争中练就的一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陈悟生报到的第二天，狄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悟生同志，你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多年，对北平的情况一定很熟悉，今天请你给我谈谈北平的敌情及治安等情况。”狄飞身着一身合体的灰色军装，右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臂章熠熠生辉，更显得威风凛凛。
陈悟生得知狄飞意图，心里有了底，他太熟悉这些情况了，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陈悟生介绍说：“据我所知，目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很猖獗，他们有的在变换和迁移住址，隐姓埋名，就是想潜伏下来，搜集我们的情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不是还有新派到北平来的?我看很有可能！”狄飞听完陈悟生的话，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悟生同志，你要通过各种关系，注意这方面的敌情，如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狄飞和陈悟生对敌情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
一天,陈悟生在分局办公室里看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时，忽然传达室的王老头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告诉他：“有一个叫韩作文的人有急事找你！” 陈悟生一听是韩作文来了，就知道一定有重大事情！否则他不会来找他的。他忙告诉王老头：“让他来我办公室。” 韩作文是陈悟生介绍入党的。他是个老司机，在日伪时期就开公共汽车，在汽车行业的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们心里有话，都愿意和他说。北平解放前夕，韩作文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汽车工人，开展护车、护场以及接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进出城，工作得很出色。
韩作文向陈悟生报告说：“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的司陈福录向他反映这么一件事，他的股东张景贤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叫俞承泽，说是给张当助手的，但他什么也不干，来汽车行，既不会开汽车，又不会修汽车，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很是可疑！”陈福录还说，汽车房旁边有一间根本没有人去的屋子，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他听到就有三四次了。 “嘀嘀哒哒的声音，莫非是电台?”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职业的敏感，陈悟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应当立即向狄飞分局长报告。
狄飞听到报告，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韩作文继续指导司机陈福录，多接触俞承泽，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人的情况，并随时与分局联系。并抽调三名侦查员和陈悟生一起，对景福汽车行进行全面的调查。狄飞还特意叮嘱陈悟生，将此情况报告给市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
刚刚组建不久、专门负责对敌特机关进行侦查的市局侦讯处，以冯基平为首的一批从事隐蔽斗争的领导骨干，正在研究如何贯彻市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市进行“肃特”斗争的重大决策。听到内二分局的报告，非常重视，但不知正在活动的特务分子，是属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哪个系统的?冯基平指示侦查科：将此列为专案侦查，掌握情况，并派出侦查员协助内二分局调查。
经查，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其父是伪国大代表。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特务们吃喝嫖赌，打得火热，有重大特务嫌疑。俞承泽来历不明，更是可疑。
陈悟生等人，从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处了解到，他曾为景福汽车行的张景贤修过电台。一个汽车行修电台为何用?情况越来越明朗，景福汽车行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
汽车司机陈福录又报告说，车库旁边发出“嘀嘀哒哒”的小屋，虽常年锁着，现又发现车库屋角有一扇门可以通到小屋，但这扇小门外边有一个大柜子挡着，不注意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柜子后面还有一个小门通到小屋。看来发报人是从柜子后边的小门内进入小屋发报的。
陈福录还看见，小屋前边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上缠有铜丝一直到屋顶，这分明是天线！ 以上情况足以证明，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一个秘密据点，并藏有电台！遵照谭政文局长的指示，内二分局派侦查员把该地址严密控制起来。
一定要把电台截获 2月21日上午，陈悟生随西单工作组的两位女同志(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来到西单宽街12号，两位女同志的任务是看看市民有没有用金圆券兑换新发的人民币的，而陈悟生则是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到此处侦查一下，想得到第一手材料。
西单宽街12号，是一个深宅大院，除靠西边是汽车库以外，其他房子排列整齐，朱门灰墙、雕梁画栋，很是气派，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般平民百姓住的地方。陈悟生机警地、不引任何人注意地审视着汽车库旁的小屋和葡萄架…… 工作组在院里转了转，见张景贤存了大量的煤，一个女同志无意地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存这么多煤?”也没有留意张景贤怎样解释的，就走出了大院。
就这么一句无意的问话，却把张景贤吓坏了，他以为电台的秘密被发现了，急得简直像热锅之蚁。
陈悟生回到分局，刚刚坐定，就接到报告：张景贤待工作组走了不久，就让俞承泽把天线拆掉了，又让司机陈福录开车把俞承泽送走，俞还带走了一个大皮箱。 原来，俞承泽提着皮箱上了车之后，陈福录问俞车开到哪里去?俞不肯说出具体地址，只是坐在司机旁边指挥车去的大致方向。汽车开到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俞承泽让陈福录停车。下车后，他提着沉重的大皮箱走进了恭俭胡同。陈福录百思不得其解：这条胡同连大卡车都开得进去，为什么自己提着皮箱走? 陈悟生分析，俞承泽把电台转移了！ 情况紧急，陈悟生找到狄飞分局长，他们认为必须当面向谭政文局长汇报并请示怎么办。狄飞叫上警卫员，和陈悟生一起快步向坐落在###街的市公安局办公地址奔去。
当他们走到旧刑部街时，忽然发现一辆没有通行证的美制吉普车(当时汽车必须持有市公安局发的通行证方可通行)停在一个大院门前。
他们三个人来到院子里，院子大而阔绰，也很气派，房子里安有电话。有两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看到他们突然进来，很是惊慌，当得知来人是问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行证的事，才放下心来。有一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自称姓何的人说，他们是刘仁的关系。另一个脸色漆黑、自称姓张的人说，他们认识谭政文局长。狄飞觉得这两个人言行可疑，而且口气还不小，决定让他们开着车，一起来到公安局。
谭政文正在开会，见狄飞和陈悟生进来，知道有急事，便宣布休会。先听狄飞的汇报，狄飞把俞承泽转移电台和在刑部街遇到两个人等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谭政文让带来的人进来，一见面，果然认识，谭政文用严厉的口气训斥了他们一顿，让他们回去了。
谭政文告诉狄飞和陈悟生，这两个人是最近向我们坦白自首的国民党特务，十天前交出了一支手枪、211发子弹，八天前又交出了两部收发报机。
对俞承泽转移电台之事，谭政文态度坚决：一定要把电台截获回来，决不能让俞承泽跑掉！ 对两个自首的国民党特务，谭政文分析出不少疑点：我们刚进城，敌人就匆忙地交出枪支、电台，为什么还不一次交出?两件事发生的地域都在内二分局辖区，两者有没有联系? 谭政文结束了刚才的会议，马上又召开了由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两起案件的情况，确定了侦破方案，并作出决定，当天晚11时，拘捕张景贤，就地审讯，弄清俞承泽藏身地点，追回电台，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 挖出一个潜伏组 是夜11时，月明星稀，宁静下来的北平大街小巷沐浴在银色的清辉之中。这时，几辆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一下子把西单宽街12号包围起来，谭政文局长亲临现场指挥，他一声令下，侦查员冲进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景贤从被窝里掏了出来。
经审讯，张景贤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译电员，俞承泽是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他们在北平受曹中襄领导。但张景贤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只是用电话联系，电话是：22727。
当谭政文追问：俞承泽和电台在什么地方?张景贤战战兢兢地说：“今天工作组来了，我们以为暴露了，俞承泽带着电台转移到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他姥姥家。” 谭政文当机立断：让狄飞带着人到恭俭胡同抓俞承泽，取电台；由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去抓曹中襄。
电话局离张景贤家只有一箭之地，他们很快查清22727号码的地址是旧刑部街24号院的私人电话。他们赶到该地址一看，陈悟生心里有底了，原来就是白天查汽车那个院，来过一趟，情况多少熟悉一些，他们顺利地抓到了曹中襄，就是自称姓张，脸色漆黑的那个。另一个也在，自称真实姓名叫傅家俊，便把这两个人一起拘捕起来。 孙启民、陈悟生返回西单宽街12号时，狄飞已经把俞承泽抓捕归案，并取回了电台，还搜出了大量的情报底稿。
经审讯得知：曹中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官、国民党特务。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组长，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领导。
谭政文决定，将傅家俊等四人交市局侦讯处进一步审理。
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从发现敌情到破案仅用了18天！ 傅家俊和他的“华北督察组” 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379情报组为侦破“华北督察组”拉开了序幕，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要彻底查清“华北督察组”各个潜伏组并将其潜伏特务送上审判台不是件容易的事，艰苦复杂的侦查工作还在后边。
经审讯，傅家俊详细地交代了“华北督察组”和下辖各潜伏组的人员名单及他本人的情况，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设在北平以掌握华北地区情报工作的特务机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办事处”，因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败，“华北办事处”没有人来管。1948年初，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任命傅家俊、张之程为新成立的“华北督察组”正、副组长，共设12个秘密情报组，分别由傅家俊、张之程二人领导。傅掌管北平、天津、石门、沧州、大同、锦州和张恒七个情报组，张之程分掌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情报组。北平解放前夕，根据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指令，傅、张分别对自己分管的原情报组布置了潜伏任务，配置了电台、密码，发放了经费，待机进行情报活动。
傅家俊，山东钜野人，时年33岁，住北平北新桥新太仓55号。其父曾任国民党北平市财政局长和北平市商务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八期学习毕业，历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参谋、上校科长等职。1947年被派到东北任国防部二厅辽北直属情报站少将组长。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期间，他化装逃回南京，后被任命为“华北督察组”少将组长兼“华北剿总二处”副处长并潜入北平。来北平以前，鉴于时局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他耍了两面手法：假意营救了我方一位重要地工人员李某。来北平之后，他便主动和我在北平地下情报关系刘某某、金某某拉上了关系。北平解放后，傅将特务活动不力的天津、张恒两个潜伏组成员名单和两部电台交给刘某某转交市公安局侦讯处；而将其他五个潜伏组隐匿起来，待机活动。傅的两面手法，使侦讯处的侦查员没有看穿他的真面目。从这次缴获的情报底稿来看，傅来北平始终和南京保持密切联系，向南京提供人民解放军围城情况、兵力部署，并受南京之命秘密调查、监视傅作义将军同我方和谈情况，秘密查询在平津战役中苏联红军是否出兵等各种情况。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傅家俊是一个狡猾的、顽固的少壮派特务。根据傅家俊交代的线索，市公安局侦讯处组织力量追查，将潜藏在北平的十名潜特全部捕获，隐藏在外地的五名也被外省市公安机关逮捕，另有六名潜逃，在以后“镇反”运动中也被揭露出来。傅家俊一手布置的七个潜伏组和七部电台、21名潜特全部被查获落网。 傅家俊来北平前，就患有肺结核病，入狱后病情加重。后保外就医，住进北平中和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病死。
追捕“漏网之鱼” 市局侦讯处没有放松追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副组长张之程的工作。据傅家俊交代：张之程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都是张独自布置的，他对其特务情况一点也不清楚，连张之程本人去向也不知道。傅家俊病死之后，追查的线索中断。
鉴于上述情况，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指示侦查科，要清理一下“华北督察组”方面的情报线索，研究与分析一些情报关系，深挖细找，一定要把张之程这个“漏网之鱼”捉拿归案！ 1949年3月11日，侦讯处审理了由人民解放军某部查获的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谍报组少校组长王衡之、王学桐。经查，王衡之、王学桐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的重要特务，又是张之程的得力干将，二人很可能知道张之程的下落和他布置的五个潜伏组的情况。但二人供认，他们也不知道张之程的下落。1948年11月，张之程布置王衡之任北平潜伏组组长，王学桐任榆关潜伏组组长。但他们交代说，张布置的潜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的谍报组的特务。
根据王衡之、王学桐二人所提供的情况，侦讯处追查工作转入结合搜捕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谍报组特务工作进行。共查获该系统的特务17名，其中有张之程布置的北平、古北口、榆关、保定潜伏组十名潜特。
是年10月8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陈海若到外一公安分局检举：有一个叫吴秀珍的妇女是陈父母的朋友，吴的丈夫张之程是特务，吴曾来北平住在陈家，现在又来了，住在前门外第一宾馆。外一分局立即将吴秀珍送市局侦讯处审讯。经侦讯处的侦查员再三交代政策，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吴才交代说，张之程改用化名潜居在上海。张曾派吴两次潜入北京，第一次在1949年7月，她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信来京找原北平警备司令部周体仁和刺探国民党101师、103师改编后的情报，以及了解王衡之等人的潜伏情况，因未找到人返沪。这次来京也是这个目的，也未找到人而落入法网。
根据吴秀珍所供，市局侦讯处电告上海市公安局将张之程逮捕。1950年2月28日将张之程押来北京，经市局侦讯处审讯，张供出了他亲手布置的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潜伏组(包括五部电台)的组长等23人名单。
原来，北平解放之初，张之程混进了待整编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图谋待整编后取得合法身份以长期潜伏，不久，接受警备司令部周体仁的布置，令其南逃找国民党国防部代周“请示办法”。1949年4月，张偕妻逃到上海，后到南京，见到了国防部长顾祝同、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讲明来意后，顾祝同给周体仁写了封密信，命张妥交周体仁。侯腾委任张为上校专员，发给了经费，命张潜入北平重建潜伏组织。张偕妻回到了上海，不敢去北平，派其妻来北平找周体仁联系，均未找到，顾祝同给周体仁的密信，因吴秀珍藏在鞋底下，已经成了碎纸片，字迹辨认不清了。
根据张之程交代，23名潜特，除榆关两名暂找不到下落外，其余的潜特连同电台全部查获。市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摘自朱振才《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