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不给“嗣子女”“义子”名分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汇》发表文章《周恩来这样处理亲属家事》。新中国成立后，亲属们在得悉周恩来当上一国总理之后，希望获得特殊待遇的大有人在。但是，周恩来头脑冷静，在处理亲属的一些要求时，都能直面应对，绝不违反党的纪律，为全党树立了榜样性的“官德”。同时，他也决不是“黑脸包公”，对周家一些确有才干的人也尽心培养，照用不误。摘编如下。

    不给“嗣子女”“义子”名分

    1938 年，周恩来应邀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1927 年以来首次在“国统区”以公开身份露面。此前，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污蔑中共是“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无恶不作的“匪”，所以周恩来一开始的公开活动并不怎么受欢迎，连冯玉祥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敢与之交往。为了彻底打破这些不利影响，1938 年秋末冬初，周恩来曾在武汉认自己堂弟周恩彦的儿女周保章、周保庄为嗣子女，1939 年春天又在绍兴认表侄儿王戍为义子。当然，现在不仅史学界对这两件事还有怀疑，连周家的一些亲属对此也有过议论。笔者曾就这两件事做过认真调查，结论是这两件事都发生过，且不容置疑。

    关于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不仅有周保章的回忆文章和他兄弟姐妹的口述、笔记为证，笔者还曾问询过当事人赵忠绮，即1938 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阳台上举行周保章、周保庄出嗣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子女的仪式，是由周恩来的天津觉悟社社友赵光宸的妻子桑春兰主持的，赵光宸的大女儿赵忠绮、二女儿赵忠绩等都在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笔者与赵忠绮多次交往，她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也多次来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那几年与笔者电话联系不断。赵忠绮告诉我：“事情（指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姑夫（指周恩来）本人未参加，他当时在里屋和我爸爸谈话。姑姑（指邓颖超）参加了。后来，姑姑还抱着保庄、搂着保章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给周保章兄妹写信，约他们去中南海西花厅一起团聚过春节，这在周恩来的众多晚辈中是很少有的待遇。此外，现居青岛的周保章保存有邓颖超给他的50多封信件，其中30 余封为邓颖超的亲笔，其余为邓委托秘书代写。这在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是少有的，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赵光宸作为周恩来夫妇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周旅欧期间遇上经济困难时还曾寻求赵光宸的支持。尤其是1921 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在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话时，赵光宸都是唯一的在场人。这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