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齐发力 积极协调推“三去”——关注供给侧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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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事关发展全局。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三大任务能否协调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五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1坚定不移去产能，市场政府两手同发力
用五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量1亿至1.5亿吨，三到五年时间煤炭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即使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如此大规模的去产能任务仍是难啃的硬骨头。
“当前中国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一大难点是去产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玻璃等一些上游产业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问题已比较突出。”美国罗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赵耀说，当一个国家经历高速发展进入经济平稳运行阶段，产能过剩是必然。
“当前形势下，去产能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困境的不二之选。”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同时有专家明确指出，去产能应当在政府强化环保等监管执法的同时，更多地依靠市场化的选择，根本上还是要市场之力和政府之手协同发力。
一方面，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是化解过剩产能最为有效的工具，在具体实践中必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钢铁、煤炭等过剩行业的企业体量较大，在一些地方是主要税收来源。有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供廉价能源、放松环境监管等手段保护本地过剩产能，导致低效率企业难以被逐出市场，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局面。对于这种非正常现象，就要用行政措施强制推进。
“推动过剩产能化解过程中，政府部门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减少对落后、过剩产能的‘敝帚自珍’，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说。
去产能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和市场协调用力，也需要各地、各企业主动作为，不等不靠，积极想办法，不能静待“救济”。
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出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框架下考量，中央明确了方法论，给出了路线图。
着力抓好去产能任务，必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对于过剩产能行业来说，过去是“水漫金山”，原材料价格高企掩盖了很多问题。现在是“水落石出”，行业和企业的问题纷纷暴露。
无论是钢铁业还是煤炭业，产能过剩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致命伤”是在市场化条件下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竞争，去产能亟需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着力抓好去产能任务，还必须对“僵尸企业”采取硬措施。“过去那些低端附加值以及能源消耗量大的企业要加速退出市场，特别是一些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先进技术的‘僵尸企业’，必须退出市场，这是不能有任何犹豫的，决不能手软。”李锦说。
“着力抓好去产能任务，必须坚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中国钢铁业新一轮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在行业陷于困难时，兼并重组的阻力最小。”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认为，应将推进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与推进国有钢铁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
着力抓好去产能任务，还必须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实现社会政策兜底。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打破“刚性兑付”的案例。通过社会政策兜底，可以在遵循市场配置资源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职工安置，化解失业风险，这是去产能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产能过剩企业的清理退出要防止出现“借尸还魂”现象，要用“腾笼换鸟”的思路去换产品、换技术，换新的运营方式，提供有效供给。在此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2稳中有进去库存，服务新型城镇化
房地产去库存，一头连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头牵着百姓安居梦想，牵一发而动全身。
日前，江苏、浙江、湖北、甘肃等地相继出台供给侧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在这些方案中，“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是统一的。
众所周知，房地产上、下游是钢材、水泥、家电、家居等行业，并与房地产金融、土地抵押密不可分。随着人力成本上升和绿色建材发展，房地产业还面临“去库存”“降成本”双重压力。穆迪公司最新发布报告指出，一二线城市地价上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使房地产企业成本面临“前后夹击”。
不能通过加杠杆去库存，不宜搞大力度刺激。必须遏制地方政府“炒地”、投机资本“炒房”之风，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给房地产企业转型创新以机会，使其轻装上阵，更多参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适度加强对自住型住房消费的鼓励措施，加速去库存，一方面减轻经济下行压力，释放和化解风险，另一方面可加快满足自住型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这与过去通过房地产‘强刺激’来拉动经济的做法截然不同。”财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宣宇说。
必须看到，“三去一降一补”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去库存不能找“接盘侠”，不能靠“打鸡血”一蹴而就。
面对北上广深等房价暴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承认，市场分化日趋严重，“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情况大不一样，给我们调控带来了挑战。”
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全局性战略问题。“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三个1亿人”城镇化目标和“人地钱”挂钩政策。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共同构成去库存任务战略框架，即人的城镇化。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是房地产去库存的核心内容。大量场外资金加杠杆和投资投机推动房价上涨，严重背离政策初衷。”宣宇说，必须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机统一。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重点，承载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使命。新型城镇化不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而更多转向“人”的城镇化，这才是去库存服务的根本目标。
业界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0％至70％快速发展区间，新市民潜在住房需求巨大。鼓励自住型住房需求，限制投资投机，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才能给创业创新提供更多空间，解经济转型升级之需。
“2015年末中国商品房待售总面积达7.19亿平方米。要化解这个库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说，“化解房地产库存这个任务是比较艰巨的，要有耐心。”
3坚定不移去杠杆，积极稳妥防风险
一方面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杠杆率较高，面临“两难”的中国经济，应该如何抉择？业内人士认为，为防控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去杠杆，而去杠杆是个长期艰苦的过程，需积极稳妥、分类施策。
杠杆是“以小博大”的工具，向银行借贷、向市场发债等都属于加杠杆，能以较少的资金撬动较多的资金从而实现较大的发展。然而，凡事皆有度，尤其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
杠杆一旦使用过度，必然带来高风险。美国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就是由于美国个人住房消费和金融机构过度使用杠杆而引爆的，至今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阴影。
“去杠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还面临着转方式、防风险的挑战，更要坚定不移去杠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
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特别是企业盈利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回落，债务风险在抬头。
高杠杆的风险，在企业方面，表现为利息负担较重，经营困难；在地方政府方面，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筹资受限，制约了对发展的支撑；在银行方面，表现为不良贷款率攀升，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健。
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实体经济杠杆率较高的风险需要化解。这其中既有长期以来发展过于依靠投资而投资过于依赖信贷的原因，也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应急措施的因素。据研究测算，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2008年到2014年持续上升，处于较高水平，值得警惕。
当前，债券市场一些企业债出现违约，房地产市场少数城市房价过快上涨，非法集资领域案件高发，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都与杠杆率较高紧密关联，去杠杆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不能再习惯性地靠加杠杆去刺激实体经济，去杠杆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任务。”王军直言。
去杠杆要靠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多个领域相互配合。
货币政策操作稳健、流动性合理适度，才能为去杠杆营造有利大环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4％，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去杠杆与去产能紧密相关，要统筹推进。”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指出，当前高杠杆率突出体现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杠杆就要严格控制资金进入这些领域，并对相关企业已有负债进行处置。
“企业面临经营压力，银行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要和企业一同咬紧牙关，降低负债率。”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高武介绍，去年到今年4月份，河北分行调整转化了60亿元的钢贸和煤贸贷款。
降低企业杠杆率，意味着银行需积极处置不良贷款。一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季末增加1177亿元。银行应采取现金清收、批量转让、核销、重组等多种方式处置。
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债务置换需加快进度。今年4月份全国置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不低于3500亿元，比前两月大幅增加。地方政府期限短、利率高的债务，正在被置换成期限长、成本低的债务，有利于缓解地方压力。
在采取措施缓解当下压力的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过于依赖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问题，就要多用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多渠道；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举债建设问题，就要大力发展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高杠杆不是一天加上去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去掉。对杠杆率较高的部门，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渐进的手段，引导杠杆率逐步下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表示。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要坚持有保有压、分类处理。
“并非所有杠杆都有问题，关键是去掉‘坏杠杆’。通过优化杠杆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说，既然高杠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等，那么去杠杆就应努力把它们的债务降下来。尤其对扭亏无望却占用大量信贷资源的“僵尸企业”，要采取果断措施。
较高杠杆率的形成，实际上与我国的金融、财税和国企等体制机制紧密相关。从长远上看，降低杠杆率要深化相关改革。
在金融领域，要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财税领域，明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通过发行地方债等方式开好“前门”。在国企领域，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国企对市场信号的灵敏度。
新闻纵深稿件/本报记者王博 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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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错位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推动旨在提升品质和效率的供给侧改革，可谓正当其时。”美国罗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赵耀认为，一边是钢铁等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一边是中国消费者从日本马桶盖到澳洲奶粉的全球购，在中国推动经济增长向消费转型之际，这种供应和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愈发明显，而解决这种错位矛盾，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
通过科技创新，发挥比较优势，增加有效供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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