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医生停工抗议不如反思深层次医患矛盾

    医护人员不在医院救死扶伤，而是拉着“还我医院安宁，谁敢治病救人”的横幅集体停工，这样的一幕8月27日发生在云南省玉龙县人民医院。该院上百名医护人员停工是为了抗议屡屡发生的医闹，该院院长不久前被一患者家属挟持。云南省卫生厅相关人员证实了此事，并表示对医闹行为依法依规严惩不贷。而患方称，医院安装的“终身不取”钢板自行断裂，对患者造成了二次伤害。（8月28日《新闻晨报》）

    患方挟持院长要求医院赔钱，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如此过激维权显然不可取，还可能撞到了法律红线。在医疗鉴定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武断地说钢板断裂就是医疗事故。医护人员集体停工维权似乎也是忍无可忍、迫不得已。但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把病人抛在一边去举牌抗议，同样不可取。在我看来，当地相关部门除了平息事端以外，还要尽快开展医疗鉴定，理清医院的责任，还原“终身不取”钢板自行断裂的事实真相。而且，医患纠纷白热化的问题值得反思，疏通医患纠纷制度出口至关重要。

    医疗纠纷是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医疗纠纷发生以后，有的患方邀约亲友甚至雇请职业医闹在医院聚众滋事，扰乱了医院正常医疗秩序。为了应对医疗纠纷，医院煞费苦心，有的配备钢叉、催泪弹对付医闹，有的给医护人员配备钢盔上班，有的聘请警察担任副院长。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就发生了好几起医生被伤害的恶性案件。患方雇请医闹维权，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还涉嫌违法犯罪，对于职业医闹无疑要重拳打击。

    但是在医疗机构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医生医德不良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治病先要“望闻问切”，要化解医疗纠纷，关键要解决深层医患矛盾，建立互信医患关系。如果不疏通医疗纠纷制度出口，完善患方权力救济渠道，重建医患双方信任，依靠“严惩不贷”的高压手段应对白热化的医疗纠纷，犹如抱薪救火，恐怕事与愿违。

    卫生部曾要求医院设立专门部门或者专员负责患者的投诉接待、调查、处理工作。维持医院秩序与患者利益。但是，医院处理医疗纠纷，医生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难以取得患者的信任。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前医疗行业的大背景。药价虚高、医生开大处方、见死不救……在医德滑坡的现实语境下，患者普遍对医院缺乏信心，医疗纠纷不断。而且，医疗事故鉴定往往由同一个圈子的医生完成，“兄弟给兄弟做鉴定”，其可信度难以让人信服。比如，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由于医疗事实相关证据掌握在医生手中，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数不利于患方，影响了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存疑，让一些患者走上请“医闹”维权之路。

    因此，卫生部门表态“严惩不贷”固然可以威慑医闹，但是也容易加剧医患矛盾，增加患者的不信任感。换个角度看，如果医生多些职业道德与救死扶伤精神，患者的利益得到维护，医疗事故鉴定做到公平公正，过激维权的患者也会大量减少。

    在我看来，在医患矛盾白热化的当下，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做的是灭火，而不是火上浇油。处理医疗纠纷，除了打击医闹以外，还要给患者提供表达诉求的便捷平台，在医院与患者之间找到一种公允的平衡力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只有在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下，医患关系才能公平博奕。

    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协调机制，既给那些不信任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嫌司法途径麻烦费事、花费大的患者一方，提供了制度出口与表达平台。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协调机制，在医患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避免了医患矛盾激化升级，在公正性方面，更易得到社会认同。而且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调解医疗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能使医患矛盾解决方式趋向柔和。作为专门的公益运作机构，也有利于降低患者维权成本，提高医疗纠纷处理效率。无论对处于弱势的患者，还是对疲于应付医闹的医院，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比重拳打击医闹与医生停工抗议的效果都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