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规范之外还需要什么
确保减刑、假释质量，切实防止司法腐败，不仅要在规范层面进行细化和完善，更要在操作层面保证材料确实、用好自由裁量权以及广泛接受监督。
减刑、假释，关乎刑罚功能的实现、关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直接影响司法公信。近年来，最高法院高度重视统一、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办理。2010年《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均对减刑、假释问题作出规定。2012年1月最高法院修改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针对减刑、假释实体性内容作出解释。今年初，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最高法院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专门召开全国视频会，并提出了“五个一律”的工作要求。这次公布《规定》，则侧重具体程序对减刑、假释问题进一步作出规范。
然而，规范层面的细化和完善，仅是第一步。要确保减刑、假释质量，切实防止司法腐败，尚需做好三件事。
一要力保材料确实。减刑、假释案件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一方面审理内容，包括罪犯在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身体状况、性格特征，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是否属实等等，主要由监狱管理机关或执行机关提供。另一方面，减刑、假释建议由监狱管理机关或执行机关提起。没有建议便没有审判。由此不难看出，监狱管理机关和执行机关在减刑、假释案件中举足轻重，甚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左右着案件的进程和结果。基于此，在提起减刑、假释过程中，如果有关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对有关材料审核不严，抑或弄虚作假，后果将不堪设想。
去年《检察日报》曾报道一则案例：丹东市监狱原监狱长刘宝昌通过向主管监狱长、刑罚科打招呼，授意或默许经办人员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造假，违法批准监外执行、假释，先后12次收受贿赂共计81万元。其中贪官许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送监执行后，其妻子通过两次向刘行贿，一年时间就假释出狱。
类似案例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监狱管理机关和执行机关是减刑、假释案件第一道关。不少罪犯或者家属正是看到了其手中的权力，从而不惜代价，进行拉拢腐蚀，换取减刑、假释。监管机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要狠抓队伍，加强教育；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对罪犯的科学考察、评定制度；完善对于减刑、假释建议材料审核机制，强化领导责任和岗位责任。力保减刑、假释建议及有关材料确实、可靠。
二要用好自由裁量权。尽管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从实体到程序，都有了比较具体、明确的规定。然而，从法的运行规律看，法律必须保持适度的弹性和灵活，给法官留有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就是说，“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当把法律的皱褶抚平。”而把法律的皱褶抚平，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官为追求正义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比如，按照《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取开庭审理或者书面审理的方式。那么，除了该条列举的六类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是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该条第（三）项规定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应当开庭审理，那么，非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怎么办？该条第（五）项关于“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规定，又该如何判定？
这是就程序方面。事实上，由于减刑、假释案件是以“（罪犯）表现”作裁决，使得法官在实体方面不免也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规定》和其他有关规范中均有体现。
然而，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它只是一种相对自由权。这种相对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应当从法理和立法者初衷角度出发，对具体法条作出理解。正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言：“如果说具体法律规范在执行时可以根据情况加以改变的话，那么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改变的，都必须加以遵守和执行。”违背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为滥用权力。
就减刑、假释案件而言，法官要用好自由裁量权，就必须熟知《规定》和其他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全面、正确地把握立法原意和法律精神，从这些精神的基本要求出发，援引法律作出裁决，而不是片面、机械地适用法律。当然，这要以较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技能作支撑。
三要广泛接受监督。前不久，广东高院将一批报请减刑、假释案件上网公示。其中有一个拟减刑罪犯是广东省统战部原副部长，他的情况公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审理案件时法院严格把关，最后将这个案件退回了报请机关，没有做出减刑的裁定。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近年来，各地法院都开展了对报请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公示的探索和实践，让这类案件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取得了初步效果。《规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重申或完善了很多司法公开、便于接受社会监督的措施，如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依法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引入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人民陪审员代表社会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和参与案件的审理，拓宽了公众的参与渠道，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更加公开和透明。此外，《规定》第三条关于“将减刑、假释建议书等材料公示”的规定，第六条关于“实行开庭审理”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减刑、假释裁定书上网公布”的规定，均进一步增加了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度，使这类案件的审理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徒法不足以自行。实践中，人民法院要本着让公众参与、便于公众监督的原则，畅通公开渠道，扩大公开范围，完善公开举措，把《规定》及相关规范落到实处。阳光照进来，腐败就将无处藏身！
编辑：张亚宁
文章出处：《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9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