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同城待遇”还有多远？
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正在背运货物的农民工。农民工们承担着城市里大部分繁重的工作，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增辉添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等待工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骄阳似火。8月20日中午11时许，四川籍农民工陈茂华正在与其他两户人家合租的出租屋里，挥汗如雨地为丈夫及其工友准备午餐。
“得抓紧点儿，再过一个小时，会有十四五个工友过来吃饭。”说话间，几大盆青菜端上桌，手脚麻利的陈茂华忙里忙外，想要在这间不过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为一排摞得老高的塑料椅子腾出位置。
陈茂华是6年前与丈夫到海口务工的，随行的还有远亲近邻十几人。远离家乡，他们将一家人的生计寄托在一家规模不大的装修公司里，每日起早贪黑，试图融入这座原本并不属于，而今仍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长。”陈茂华笑得有些勉强。
农民工，是指户口在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但长期生活在城镇或城市，临时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
根据外出务工目的地不同，农民工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本地农民工，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即“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二是外出农民工，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即“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
由省总工会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初，全省农民工约154.3万人，其中，在琼务工的农民工142.9万人，包括外省来琼农民工50万人、海南籍在琼务工农民工92.9万人。另有11.4万人为出省务工的海南籍农民工。
多年来，这些农民工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他们的身影似乎已经融入城市的人流，而现实却是，他们面前横亘着难爬的“大山”：薪资待遇低、子女入学难、购买社保少、安全生产没保障……
关键词 薪资
月平均工资仅为在岗职工的41%，基本处于职工工资收入的最低层
挣这点钱仅够填肚子
8月27日一大早，在一家建材城打零工的安徽籍农民工张大哥就带着女儿小红来到了海南省希望学校。为了给老师留一个好印象，临出门前，他给暑假里为了节省水费很少洗澡更衣的女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无奈的是，换上的衣服仍然褴褛而不合身。
因为家庭贫困，他的妻子几年前离家出走，留给他的是4个处于学龄期的孩子。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张家现年15岁的大儿子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给父亲帮手，唯一能让小张铆足劲儿和成年人一样卖力干活的动力，是弟弟妹妹们可以继续上学。
这次见面商谈，学校为小红和其他几名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子女全免或减免了部分学费。在这所95%以上学生均为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里，不过千余元的学杂费依然让他们时刻面临失学的危机。
近期，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5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深入海口、三亚、儋州、定安等市县，就我省农民工就业情况作了专题调研。据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撰写的《关于我省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可知：2012年，海南籍农民工外出从业人均月收入为156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30元；在本地务工的人均月收入更低，只有1369元，仅有当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1%，基本处于职工工资收入的最低层。
近年来，我省逐步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有的用人单位录用农民工，不管劳动强度多大，一律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将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化、泛化。《调研报告》称，在海口市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中，收入较低的是餐饮住宿业、服务业中的环卫保洁、物业保安——2014年月均收入分别为1600元、1100元。而2015年我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1270元。
不仅如此，省总工会通过调研得知，8成以上的农民工没有节假日，经常加班加点，这实际上部分抵销了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
租住在海口府城的农民工徐大姐从定安县农村到海口打工已有多年，如今她在一家老爸茶店当服务员，每月工资不足1500元，却要赡养两个多病的老人并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徐大姐的丈夫几年前因为工伤抢救无效去世，这个反复提醒自己“为母则强”的年轻妇人，为了改善生活，和许多农民工一样必须加班加点或者兼职打两份工填补家用。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在海南，农民工收入较高的是建筑行业，人均月收入4000元，个别工种的月收入甚至达到2.5万元，但是我省的建筑工人中，90%以上是外省工人，从事收入较高工种的人员绝大多数也是外省工人。
本省农民工则大多数学历低、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单一，劳动就业状态不稳定——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建筑业和某些服务业，很多就业岗位随着产业更替和市场周期而频繁流动和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年都面临失业再就业问题。如同张大哥所说：“拼了命想护在手里的饭碗，不知哪一天就自己碎了。”
关键词 维权
70%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堵塞交通、跳楼喝药等过激行为
被欠工钱，空手难回家
“这里的老板欠我们工钱，空手回家不如跟你同归于尽！”8月20日中午，海口龙华区海运路与新港路交接处的一座大厦楼顶，两名情绪激动的男子与民警僵持了4个多小时。
据了解，这两人一人是建筑这座大厦的农民工，另一人则是雇佣他的包工头。
这两人为何会一同以过激行为讨薪？原来，该项工程已经完工许久，包工头却没有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可包工头也有自己的苦衷，是该项工程的开发商没有给他结清工程款，所以他也无法给农民工发放工资。无奈之下，利益被捆绑在一起的两名男子选择了用跳楼这种极端方式讨薪。
记者从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处得到一份数据：去年以来，省人社厅专门牵头，协调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水务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工商局、省总工会等8家单位和部门组织成立了8个专项检查组，会同各市县劳动监察部门，对全省各市县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这项调查涉及用人单位9166家、劳动者39万余人。截至目前，被发现有欠薪行为的用人单位已为1万余人补签了劳动合同，为4万余名劳动者补发工资共6.7亿余元。此外，检查组向公安机关移送欠薪犯罪并立案68件，追回劳动报酬1735万元。
但是，这些可喜的成绩也揭示一个真相——工资支付不及时，仍是农民工群体面对的“老大难”问题。省总工会副主席揭晓强告诉记者，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会主动寻求帮助，但由于法律知识欠缺，经常出现求职时不了解自己应有的权益，工作过程中不注意保存证据，甚至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采取堵塞交通、到党政机关上访、绑架包工头、跳楼跳河喝药等过激手段维权。
一组数据触目惊心——据劳动监察部门统计，我省近年发生的农民工讨薪案件中70%存在过激行为。
对欠薪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处负责人分析认为，一是建设施工领域监管不力、违规操作导致欠薪高发。“数据显示，90%以上欠薪案发于此。”这位负责人指出，盲目垫资施工造成拖欠，而我省近半的建筑项目为垫资施工，一旦某个环节资金链条断掉，就很容易出现拖欠情况；其次，工程款与工资捆绑结算引发拖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是因工程款与工资捆绑结算不清引发的；再次，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建筑工程施工不严格执行《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导致违规发包、转包、分包、挂靠等行为造成拖欠，发案数占总数的80%以上。
此外，非建设施工领域的部分小微企业也存在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够规范和严谨的现象，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处负责人指出：“特别是一些小砖窑、小作坊、小排档等，支付劳动者工资未严格按时支付，存在打欠条、不完全支付或恶意克扣等现象。”
关键词 社保
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人数比例不足一成
无工伤保险，伤后求医难
去年某天，省总工会办公楼下集结了多名农民工，人群中间的担架上，一名河南籍农民工在痛苦呻吟。
细问才知，这位伤者在一家电梯公司打工，几个月前被派往某建筑工地负责建筑电梯的管理工作。一天，他正在悬于半空中的电梯内部作业，却因不知情的工友拉下电闸而从高空坠落，重伤至今已数月。
事故发生后，由于这位农民工并未与电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自然没有为他缴纳工伤保险，他的治疗费用给个人与公司均带来沉重的负担。面对他想到北京做进一步治疗的请求，公司再也无力负荷表示拒绝。几番协商无果，他只好出此下策，请工友将自己抬到省总工会门前，“找娘家人替我讨说法”。
此类案例听起来虽然极端，其实在省总工会工作人员看来并不鲜见。
《调研报告》显示，2012年我省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雇佣）合同仅有31.2%，外出从业签订劳动（雇佣）合同的有43%，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
揭晓强说，我省农民工选择性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比较普遍——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的只有12.5%，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2%、9.8%、7.2%、6.1%，绝大部分只在户籍地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原因有多方面，既有用人单位因为需要缴交务工人员社会保险而不愿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也有务工人员认为签订合同后择业不自由，扣缴社会保险费减少了本来有限的收入，或就业状况不很稳定的人员对缴纳社保后的未来保障预期不高等。”《调研报告》透露，当前，我省甚至存在企业与务工人员签订假合同，以应付政府有关部门检查的情况。
关键词 教育
就读公立学校要求提供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等材料，大部分农民工拿不出
最想为孩子上学争取“同城待遇”
采访期间，陈茂华的儿子余成才时不时帮忙端茶倒水，过几天就要开始上六年级的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更为懂事。
“我们没读什么书，但也知道孩子上学是件大事。”陈茂华回忆，2009年，余成才到了上学年龄，他们夫妻俩开始筹谋和奔走。没想到的是，尽管从四川老家来海南务工至今已有6个年头，他们的儿子仍然无法与拥有本地户口的孩子享受“同城待遇”。
“我们没有本地户口，公司也没有给我们缴社会保险……公办学校列出的许多要求没有办法做到。”与此同时，民办学校学费高昂，陈茂华夫妇又负担不起。幸运的是，致力于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海南省希望学校最终接收了余成才，如今，他们一家租住在离学校不过百余米的居民楼，一边打工，一边陪读。
但是，随着余成才年岁的增长，陈茂华又有了新的困扰：“听说，非本地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本地参加高考，如果是真的，我们打算以后让成才回老家读书。”说着，她望向儿子，隐隐露出不舍。
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作出回应：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但是受到教育资源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彻底享受教育“同城待遇”还有很多门槛需要跨越。
根据相关规定，各市县公办“九年义务教育”学校按片区招收农民工子女时，要求提供暂住证、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证明、房管部门认可的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但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也未参加社会保险。省总工会透露，当前农民工居住也是以工棚、集体宿舍为主，有近14%的本地农民工在城区工作但每天回农村居住，仅有2.6%的农民工在本市自购房，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完整提供公立学校所需的证明。
“这些规定或是为了将预防‘高考移民’的关口前移，或是为了确保本地区学生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所提出的要求其实并不苛刻。”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这位负责人以海口市为例，2012年，非海口本地户籍且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儿童有6.2万人，2013年增长为6.9万人，到了2014年则增长到8万人，“就这个增长率，城区学校的增长和扩建根本赶不上。”
陈茂华担心的升学问题，日前签发的《关于执行＜关于做好外省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我省普通高考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即俗称的“异地高考”）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中规定，考生本人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年级在我省学校有学籍并连续在我省就读满12年，同时在我省普通高中学校毕业，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且就读期间连续居住满12年，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可以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且不受报考批次的限制。
但这其中，对农民工在本地合法工作和居住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在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看来，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暂住证明等问题均无法解决，随迁子女教育这一关也难以突破。每年开学前后，教育部门总会接到不少公办学校的反映：“伪造暂住证、社会保险证明等材料的农民工太多，而当前省里还没有设置专门的联合审查机制，光靠学校一一核实会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
伪造证件是在触碰法律红线。然而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许多求助无门的农民工只能“偏向虎山行”。这一张张憔悴的脸庞上，由于急于接近这些遥不可及的“同城待遇”，写满了无奈和哀愁。（本报海口9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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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大力推进农民工入会工作
已有96.8万
农民工加入工会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记者今天从省总工会获悉，截至8月30日，全省已发展农民工会员96.8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到67.7%，完成农民工入会年度工作任务的86.57%，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要探索以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自己的组织，怎么有利于做好工作、就怎么建组织。”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比如，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数量庞大，那工会就要加大做农民工工作的力度，最大限度把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
此后，省总工会发出号召——苦战3个月，到9月底全省农民工入会率实现“保八争九”（即保证农民工入会率达到80%，力争达到90%）的目标，在全省范围内打响了“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的攻坚战。
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建筑、餐饮、农业合作社、物流、安保、家政等行业为重点部位，以集中登记入会和个人申请入会相结合的方式，依托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社区等基层组织推动基层工会建设，大力发展农民工会员。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只要农民工自愿申请，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农村户籍和与务工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都可以加入工会。
据了解，加入工会并办理了工会会员服务卡的农民工，即可纳入海南工会农民工会员工伤救助计划，入会之日起一年内如发生工伤事故可获得工会救助。此外，工会将通过医疗救助、困难帮扶、金秋助学、春风行动等活动帮助符合条件的入会农民工解决看病、生活、子女上学、找工作等方面的困难。入会农民工若遇到工资被拖欠、社保被欠缴、工伤待遇不落实等问题，工会也将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除此之外，入会农民工还可享受参与单位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在工会学校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工会组织的文娱活动和劳模评选等权利。入会农民工持有的工会会员服务卡还与多家超市、影院、景点等商家签订了协议，会员可持卡购物、消费打折、积分和获得赠礼。
记者手记
这是一次揪着心才能做下来的采访。
在此之前，我们很少真正走进这个庞大的，被形象地称作“农民工”的群体，去了解和体会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向往和追求。于是，我们穿过逼仄的羊肠小巷，走进坑洼的建筑工地，敲开一扇扇难蔽风雨的门……
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有人会指着不远处在轰鸣的电钻声中拔地而起的高楼，说：“这是我们一砖一瓦搭起来的！”也有人会翻开相册展示孩子吃着冰淇淋甜笑的样子，说：“我们的孩子要比老家的孩子幸福多了！”
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不平——有人会看着不远处书声琅琅的公立小学，说：“要是我的娃娃也能上这样的学校多好。”也有人会指着工棚里空了的一张床位，说：“原来睡那里的工友摔断了腿，没社保没人管，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把他接回老家了。”
我们还能感觉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疑惑——劳动合同怎么签、五险一金怎么交、工伤事故怎么赔、孩子为什么屡屡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城里这么多规矩，我们这些没什么文化的农民工怎么搞得懂？不给签合同、不给交社保、不给工伤理赔，也没有办法。”低头又想了想，疲惫的脸上有了情绪的变化，“可是孩子读书的事情不能得过且过。我们不希望他将来和我们过成一个样儿……”
我们无法更好地回答他们的追问。因为我们知道，这座他们费尽心血、耗尽青春去建筑和培育的城市，至今仍然无法以他们期望的方式回馈于他们。（陈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