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村小”的学生去哪儿了？
刘建所在的“村小”
下三道河小学窗边上遗留的练习册。
□本报记者周聪聪
如不是有村民详细指引，位于我省西北部某县的下三道河小学还真不好找。
随着学生和老师的相继离去，这间位于村委会院子里、同村卫生室浴室居于一排，被一并粉刷成白色外墙的学校，教室外墙上已不再挂有任何标识校名的牌子。就在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时，下三道河小学唯一的老师耿林等了三天，却未等到一个学生。
虽然人们习惯将其称为“小学”，但严格意义上讲，下三道河小学只是设在农村、兼有幼儿园性质的一个教学点。作为一个单纯的个案，或许我们不能把这所正在消失的“村小”和它消失背后的故事，简单定义为乡村小学式微的某种缩影，但这里至少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
下三道河小学仅有两间屋子。
16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除了三本一年级练习册还躺在窗台上，以及一个居于教室一角的篮球和墙上的水泥黑板外，再无他物。一墙之隔的办公室里，办公桌和一把黑色的皮革转椅仍在，一个直径20厘米的地球仪和一幅地图都还安静地待在屋内的另一张桌子上。深秋时节，屋内本该氤氲起热气的炉子此时没有一丝温度。
而这时，最后一个离开这所“村小”的孩子豪豪，正在县城幼儿园里上课。
自从儿子转入县城幼儿园，杜东一家三口便蜗居在一间15平方米的车库
若非小儿子豪豪被迫进县城读幼儿园，杜东不会想到，承载着父亲、自己和大儿子三辈人读书记忆的本村小学——下三道河小学的消失会令自己的生活陷入如此窘境。
10月17日上午，在杜东一家三口租住的15平方米车库里，说到5岁的豪豪原来在“村小”读书有爷爷接送，自己能有时间打零工时，坐在小马扎上的豪豪妈突然双手掩面，蜷缩着哭了起来：“家里负担这么重，我又被接送孩子占住了，一点儿忙也帮不上……”而作为一家之主，不太习惯将困窘生活示人的杜东，则坐在屋内的双人床边，双手撑在大腿两侧，望着房顶，什么也没说。
“看，这一开始，一天就见不着太阳了。”虽然这间“地上”车库已被改出一个一米见方的窗户，但上午10时一过，南面的居民楼便会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
从老家运来的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四五包装满各种面粉的粮食袋、电视、双人沙发、洗衣机、火炉、鞋架沿着屋子的三面墙被摆放得满满当当，因为放不下衣柜，衣服只能堆放在单人床上，三四平方米是屋内仅剩的活动空间。
相比老家的四间敞亮大屋，空间的局促豪豪妈尚能忍受，但上厕所需要拐3道弯儿，穿过县城一条四车道的主街，步行到四五百米外的河边上公共厕所却令她最感尴尬。可对希望尽可能减少生活成本的杜东来说，车库每月140元的房租极具吸引力，“租楼房每月起码五六百”。
初中毕业的杜东没有什么手艺，进城也只能靠卖力气打零工，“工资大多每天100元，最多150元，往往不知道第二天还有没有活儿干。可挣不挣都得花，大的每天30元，小的每天10元。”
“30元”指的是在张家口念技校的大儿子每天的平均开销，“10元”指的是县城幼儿园每天收取的午餐费。
对于年收入不到3万元的杜东来说，县城幼儿园每学期1888元的学费，3000元的饭费，近1700元的房租，每年小一万的花费实难承受。
对于多数像杜东这样的家庭来说，租车库是普遍选择。
强劲的刚需促进“车库招租”广告在县城学校附近的盛行，伴随农村转学学生的增多和家长减少花费的考量应运而生的，还包括学生公寓的出现，“六七十平方米的屋子挤上二三十个学生，每月四五百元，包吃住。”一位常年在学校门口卖早点的摊主为记者做了精练的概括。
“再不转，小学里就剩俺孙子一个学生了，要不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到县城遭那个罪。”作为豪豪的爷爷，当下三道河村70岁的村民杜金美听明记者的来意后，正要出门的他马上放下肩上挑着的两筐驴粪将记者往家里迎，并一再嘱托“把这情况好好反映反映”。
“一年前，下三道河小学里共有5个幼儿园的孩子，上学期只剩下2个。”今年暑假，豪豪唯一的同学俊俊的妈妈特意登门告知俊俊也要转到县城幼儿园了，劝豪豪父母早作打算。
杜东的大儿子今年17岁，小学二年级时也曾转到县城读书，成为村里最早的一批转学学生。十年间，该村转学风潮愈演愈烈，转学学生也日益低龄化，豪豪所在幼儿园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园里的孩子一半都来自农村。
“现在村里哪还有年轻人啊，为了孩子上学都到县城了。”杜金美指着村南十多排属于年轻人的新房，“大门都锁着呢。”因为主人长期不在家，许多门锁都用塑料袋包住，以防下雨进水生锈。
记者进村这天，恰逢县里的妇幼保健院下乡体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年年来体检，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都是老年人。”
距离体检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支着一个卖衣服的货架，老年服饰足足占了半壁江山，五米长的货架“门前冷落”，风吹过，衣角随风飘起，愈显小村的寂寥。
十八岁便开始教书的刘建现在最担心“可能用不了两年，都没孩儿可哄了”
还有三年，刘建的“村小”教师生涯就要画上句号了，可十八岁便开始教书的他“没想到现在成了哄孩儿的”，他甚至担心“可能用不了两年，都没孩儿可哄了。”
刘建所在的“村小”，和已经消失的下三道河小学同属一县，学校的情况也类似，“孩子们现在能去县城的都去了”。
57岁的刘建现在仅有4个学生——3个幼儿园在读、一个1年级在读。
刘建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七八张学生合影，一张张清晰勾画着这所“村小”学生流失的脉络。其中最壮观的当属1995年的一张合影，每排学生20个左右，足有5排，“六个年级加起来一共107个学生”，对于证明往日辉煌的数字，他记得很清楚。
可在2005年的合影中，毕业生只剩下9人，教师6人。2007年，随着教育改革和教育资源的整合，二年级以上学生开始就读乡镇中心小学，该村小学只开设幼儿班以及一、二年级课程，学生自然更少。
2013年6月1日的全校师生合影仅有12个学生，“实际是14个，有两个孩子生病没来”，教师仅剩刘建一人。
在扎根“村小”近40年的刘建记忆里，近十年来“村小”学生的流失量可谓空前。全县26所小学中，除两所县城小学外，十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学生人数上百的只剩三所，剩余七所寄宿制学校人数均为五六十人，最少二三十人，而且村里几乎没有学校，每个乡镇多数仅剩一所学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3万多人口的小县城里，两所“超级小学”——西湾子小学和希望小学的学生人数竟达2600人和1300人。希望小学三至五年级每年级三个班，六年级四个班，每班人数60人左右，有的甚至近70人——一个班的学生人数便“完胜”一个镇中心小学。
提起十年前开始出现的转学潮，这位上世纪90年代曾带领学生在全县毕业考试中考到前三名的老班主任认为，原因并非当时“村小”教得不好，而是“县城条件好”。
刘建依然记得，当初最早转入县城小学的学生回村后，对新学校兴高采烈的描述重点在于“顿顿有不重样的炒菜”。然而，随着学生越走越多，“村小”的发展也开始陷入恶性循环——“越没学生越没老师，越没老师越没学生，积重难返。”
刘建独守“村小”已有7年，近两三年几乎没参加过任何教师培训，唯一称得上教学交流的，是“去年上面组织老师来听过一次课”。但在十年前，他平均两星期便要开次会以交流听课、评课心得。
如今，刘建的上课安排依照的还是2005年的课程表——一个人需负责两个年级的语、数、外、科技、音、体、美等“全科”课程。“上课的时候，先给幼儿班讲。幼儿班讲完了，让他们看着黑板练习，再给一年级讲。”
相比县城的幼儿园、小学有各科老师各司专长，“全科”老师刘建的课堂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变通”。
“看孩子们情绪不好时，就上会儿副科。”甚至，该上英语课时，不会讲英语的他会把孩子们召集到办公室里那台大彩电前，跟着专门从县城买来的“英语小天才”光盘，“嘟囔着讲两句”。
“2005年各科老师还都有呢，但学生走得太厉害，老师们也都被调走了。”平心而论，刘建所在的这所“村小”的硬件远比记者想象得“发达”：不仅有上音乐课用的鼓和小号，一间空闲教室里还整齐地摆放着20多台无人问津的微机。“上面说等学生多了，还给调微机和英语老师，可学生，是多不起来了。”刘建深感遗憾地摇着头。
体育课上，刘建曾试图教孩子做操，但因为“年纪太小，左右都不分”只得作罢。在副科的教学中，刘建相对拿手的是音乐，中师毕业时，他便已经会吹笛子、口琴，参加工作后，又跟学校的音乐老师学会了拉手风琴。
虽然之后老师们相继离开，但这台黑白相间的手风琴最终被留了下来。为记者演奏完一曲《两只老虎》，刘建用一件军绿色的薄衫细心地将手风琴罩好，把四角掖得严严实实。
一位语文老师抱怨不想教英语，张志兵只能哄着说，“都是语言类的，教吧”
“早知道管好农村小学这么难，我可能真就不下来了——这两年多我这头发都白了。”在离下三道河小学十余公里的另一所“村小”场地小学，40岁就染起头发的校长张志兵忍不住向记者诉苦。
事实上，随着张志兵的到来，两年多来场地小学进行了诸多变革，不仅遏制了学生外转势头，今年还有五六个学生回转。
2012年3月，在“名校”西湾子小学教了10年书、当了7年主管教学副校长的张志兵一来到场地小学便倒吸了一口凉气，“简直就是个猪圈。”说起当时教室门上被踢出的窟窿、墙上的脚印以及宿舍的铁床床管里塞满的方便面袋，张志兵至今直咧嘴。而最令他头疼的，是上任没几天便有学生申请转走，“还是亲戚家的孩子！”随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四五个学生又相继离开。
“农村小学目前处于严重的信任危机。要给孩子转学的家长甚至说：‘你们已经耽误了大孩子了，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们耽误了二孩子。’”在从事教育事业近20年的张志兵看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农村家长对教育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重视，相比家长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态，若想挽留“村小”逝去的脚步，所剩时间并不多。
最初一个月，张志兵通过墙壁粉刷、就餐分区、早晨跑操使学校环境大为改观，但“光转变环境不管用，家长看的是分数”。张志兵说，学校曾找来12个家长发表意见，家长动辄便拿西湾子小学作对比：“不说成绩能在西湾子排第一，起码弄个中等、中上等，我们也没必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县城。”
为了对标，张志兵不仅经常邀请西湾子小学的老师来讲课，而且场地小学自2012年4月起便实行月考，所用试卷均来自西湾子小学。甚至为了显示公平，连试卷也延请西湾子小学老师一并打分。因为场地小学一个年级仅一个班，难有对比，所以每次月考成绩便会与西湾子小学的同年级比较。班级平均分排名第一奖励学科老师300元，第二名奖励200元，第三名100元。
“给奖励，有利于提高老师积极性，算平均分，有利于差生转化。”张志兵说这确实是违背素质教育规律的，但没办法，“现在家长就是盯着分，要留住学生，先得迎合家长。”
张志兵坦言，当前农村师资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而且教师分工混乱。前阵子，一位语文老师抱怨不想教英语，他只能哄着说，“都是语言类的，你们都是大学生，教吧，肯定没问题。”张志兵将此调侃为“没有专业界限”。每次搞语文教研，他会要求各科老师都参加，因为一旦某个老师休产假或调动，“说不定你就得教语文了”。此外，虽然如今县村老师薪资差别不大，但因生活和家庭关系，年轻老师多不愿留在农村。
采访前一天，张志兵刚刚将一块“乡村少年宫”的牌子领回来，这项由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推出的计划，将在五年内为场地小学投入45万元，将所有的音体美器材全部配齐，还将拨付活动经费用以聘请音体美老师。
场地小学至今没有专业美术老师，所幸今年刚刚调来一位音乐老师，学生们得以结束“不能识谱，由语文老师带着跟多媒体唱唱歌”的日子。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两条腿走路，哪条都不能软了。但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农村教育，想搞素质教育，老师的素质都达不到。”张志兵坚持认为“老师是学校的灵魂，好老师才能留住学生”。为此，即便经费紧张，学校还自费派两个英语老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受先进的英语教学培训，当老师们回来后用所学给一、二年级孩子们上课时，“孩子们兴奋得整个跟疯了一样”。
被问及如何能争取到“乡村少年宫”项目，张志兵顺口溜似的说了四个“一”：眼睛亮一点、耳朵聪一点，嘴巴甜一点，步子快一点。
“得自己打听着点儿，单靠国家投入或完全靠向教育局要肯定不够。”他拿出了计算器：我们有94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年国家拨款645元，就是60630元，按政策还有5万元的农村转移支付，学校每年经费共11万元，刨去6万元煤钱、2万元电费，只剩下3万元，“按现在的物价水平，一家人过日子一年3万也不够啊。”
张志兵说自己现在是“能沾就沾、能靠就靠、能要就要、能省就省”。他自爆学校门口的柏油马路是“沾光沾来的”，看县民政局给学校旁边的敬老院修路，便央求顺道把学校门前也修了；去年市财政局驻村工作组来校，请对方帮忙把宿舍的床全部换新；利用在西湾子小学的关系，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学校进行定点帮扶，对方资助6万元把学校水房、洗澡间改造一新；引来慈善基金会的乡村图书馆项目；平整学校的院子时，嫌雇人花9000元太贵，便和老师们买了水泥、沙子自己干，“才花了1500元”……
凭借私人关系，张志兵已经将自己原来在“名校”从教积累的资源利用得很彻底，但前段时间到北京参加的培训上提出的“强校带弱校”观点，让张志兵对此有了全新的认识，所谓强校带弱校，就是强校校长兼弱校校长，捆绑起来进行考核，此种机制下自然能促进教育资源的流动和平衡。培训一结束，他便写了份报告递交给了县教育局，“如果哪天场地小学变成‘西湾子小学场地分校’，恐怕就不愁没学生了”。
（应当事人的要求，记者在文中隐去了一些乡村教学点的具体名称，部分人名地名也都采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