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特别策划：致我们不曾逝去的童年

  　　编者按：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而每个年代的童年回忆却不尽相同。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童年的七位朋友，按出生年代分别属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还有一位10后的小朋友。他们的“六一”是怎么度过的？有哪些趣事让他们念念不忘？儿时的回忆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让我们跟随这些有温度的文字，穿越时空，找寻孩提时代的那份初心。　

　　 【50后的六一】 　

一盒褪了色的糖豆

　　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我的童年真的没有五彩斑斓。　

　　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多子女，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家庭的温饱，对于孩子的成长，可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由”。还因为绝对的就近入学，每天放学后，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不用约，就一群一伙地聚到一起，自己商量着玩游戏。　

　　即便吵架甚至动手，女孩儿哭了，男孩儿哪里磕破了，也都是自己解决问题，完全不用大人的“干涉”。直到该吃饭时，感觉饿了的孩子径自回家。在这种纯粹的“散养”方式下，“六一”自然被家长们忽视了——在家里，这一天很难被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　

　　至于社会上、学校里，当年是怎样为儿童过节的，翻遍记忆竟无印象。一个原因是，可能那时的活动即使有也不够隆重；另一个原因应该归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到“文革”时戛然而止，此前能有记忆的时间没有几年。当全社会被裹挟进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后，一切便无正常可言，哪里还有人关注儿童节。　

　　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让人对色彩充满憧憬。大约是我9岁的“六一”节，浩劫尚未开始，一个小汽车形状的透明塑料盒装着的彩色糖豆，还有一场反映儿童生活的电影《小铃铛》，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与这物质加精神的儿童节礼物相伴随的，是浓浓的父爱。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成为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为了国家需要，大学毕业后父亲服从分配，一直坚持在艰苦环境中从事自己的专业。但不能为父母尽孝及亲子的分离，始终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常常利用出差机会陪伴我们，尽力弥补心中的亏欠。　

　　那一次，父亲正好在儿童节时回到我们身边。下午，办完公事的爸爸说带我出去玩。少有出远门经历的我雀跃着，跟着爸爸坐上公共汽车。想不起是进了什么商店买了那罐糖豆，只记得那透明壳子里的五彩斑斓让我顿生许多美好的向往，心爱得始终舍不得打开，以至于那些糖豆最后失却了色彩，也没有吃到嘴里。　

　　要知道，那时吃糖，是一块一块买的啊，这一盒糖豆，几乎相当于一百块水果糖！之后，爸爸带我看了那场让我记忆一生的电影。说实话，电影内容对那时的我，只是看了个热闹；重要的是，在我的儿童时代，这是唯一一次被家长带领观影。那一天过的，足以让我在小朋友中自豪满满！　

　　没准，也就是这点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节日礼物，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什么梦想的种子呢。（苏婷 作者系本报记者）

　　 【60后的六一】 　

打谷场上的“土”游戏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小学上的是村里的学校，父亲很早就在这所村小当校长，一直到退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记忆中的“六一”的确有些“寒酸”，没有演出，也没有什么礼物。但我们依然盼着过“六一”，因为学校会放假，能疯玩一下午。　

　　记忆中“六一”前一天，班主任会说：“明天是儿童节，要戴红领巾，穿一身干净衣服来学校。”那是“文革”末期，“抓革命，促生产”，农村真的很穷，只有过年才会给孩子做新衣服。　

　　回到家，母亲会找出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旧衣服，并把破了洞、开了线的地方缝好，就算能过节了。　

　　第二天，我们都穿戴整齐，早早到校。就连那几个“迟到大王”，这天也准时到校。学生到齐后，由班主任领着在土操场上站好。这时，当校长的父亲会站到队伍前面讲话。　

　　父亲的讲话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印象中必有这样的话，“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孝顺父母，养子不孝，肥田收瘪稻”，等等之类。　

　　校长讲完话，大家会围拢到各自班主任的身边。这时候，班主任会拿出一布袋的水果糖发给大家，每个人能分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糖纸包着，非常好看。　

　　发完糖果，班主任宣布：“今天不上课了，都回家玩去吧。”于是，大家高兴地结伴回家，而糖果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光的，留着慢慢吃。　

　　下午，几个小伙伴会相约到村边的打谷场上玩耍。那时，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农村人家都不富裕，也没钱给孩子买玩具。　

　　没玩具，怎么玩？难不倒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家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土”玩法。至今，我对其中的两种印象深刻。　

　　一种叫“摔元宝”，就是先用旧纸张叠成“元宝”，两人轮流在地上用力摔，看谁能把对方的“元宝”掀翻，被掀翻了的“元宝”就归胜方。　

　　小时候，我很有劲，每次玩“摔元宝”，我都能赢好多，最后居然攒了一大堆，用家里的一个空坛子装着。一年冬天，母亲要用坛子腌咸菜，就把我辛苦“挣”来的“元宝”全扔了。为这事，我和母亲闹了好长时间。　

　　还有一种玩法叫“打名打跪”，在七八块砖头上写上反面人物的名字，如座山雕、白骨精等，在打谷场上平行摆上一排。大家轮流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用一个小一点的砖头去砸指定人名的砖头，看谁砸得准，准确率最低的要拿出一颗糖果给准确率最高的人。　

　　虽然玩具很“土”，但大家依然玩得兴致勃勃，直到家长来喊吃饭，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如今，我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儿时的很多记忆已渐渐模糊，但小时候在农村过儿童节的趣事，却沉淀在记忆深处，成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蔡继乐 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