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 点燃北方农运的星星之火

位于安平县台城村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始人弓仲韬。

□柏川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安平，这是一片充溢着燕赵风气，古老神奇又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土地，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虽然县域面积仅50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3万。然而，这里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它自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节点。

追根溯源，梳理尘封已久的历史脉络，人们会清楚地发现，安平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早在1923年8月，南湖航船上红色革命的火种点燃，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足两年，滹沱河两岸的这片土地上就遥相呼应，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别党支部，两名泥腿子青年农民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仅仅一年后又创建了直隶省（河北省前身）的第一个中共安平县委会，率先举起了反帝反封建农民运动的旗帜。这两件大事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两个第一”，开启了农村党建史的先河。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在这片觉醒了的土地上，有一个革命先驱人物在红色记忆的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和直隶省第一个中共县委的创建人弓仲韬。是他，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李大钊那里引来革命火种，点燃了北方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一向逆来顺受的受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心头开始升腾起了生活的希望，如漫漫长夜中光明顿现。

一

弓仲韬（1886年——1964年），安平县台城村人，其祖上为封建官僚兼地主家庭。经过了清末民初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曾经居住在深宅大院一贯养尊处优的“少东家”弓仲韬，有点迷茫和寂寞，亲身经历了西方列强飞扬跋扈和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又耳闻目睹家道中落和劳苦大众的愁苦和无奈，他逐渐萌生忧国忧民和同情下层劳动大众之心，总想摆脱眼下这种于心不甘的“少东家”生活。

这年春节，弓仲韬的堂兄弓静庭回家过年，弓静庭曾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北洋军阀政府治下的北京某机关谋了个小职员的差事。两人久别重逢相谈甚欢，当弓仲韬将自己的苦闷和彷徨一股脑儿倾诉过后，弓静庭哈哈一笑说：“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能安于陇亩！你倒不如也像我一样去报考北京法政大学。”弓仲韬闻听一拍大腿连声叫好：“听静庭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日茅塞顿开啦！”

1916年仲秋时节的一天，古城北京天高气爽、云淡风轻，北京法政大学门口，走来了一个年龄偏大的新生。三十岁的弓仲韬经过考试顺利入校，怀着寻找新生活的渴望，开始了在京城新思潮中的寻觅。

三年求学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面对校园内外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思潮，本来就不甘于现状的弓仲韬，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满怀义愤和激情参与了“五四”那一天学生们游行抗议活动，亲眼看到了痛打卖国贼的全过程，曾经为赵家楼滚滚而起的浓烟而欢呼，之后大量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书刊，思想境界逐渐升华。

那一日，他和几个同学还去了北大餐厅第一次聆听李大钊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讲演，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偶像。只见讲台上的先生身穿蓝布长袍，头上留浓密的板寸，鼻梁上架金丝眼镜，微微翘起的八字胡更增添了几分魅力，表情坚定而充满希望，操着抑扬顿挫的京东一带声腔，借助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把一向主张的革故鼎新、改造世界的胸襟抱负挥洒得淋漓尽致，“独裁的暴政，军阀的跋扈，还有帝国主义的骄横，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现在是强盗世界，现在是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如果说，有人在我们的家门前设置死亡，在我们的田园里横行肆虐，我们忍辱含羞，我们忍耐或麻木的话，那么现在，是有人在我们的脚掌下挖掘坟墓，在我们的头顶上悬挂绞索！青年们，难道我们还能够听之任之、还能对着暗无天日的现实，抱有一丝的幻想吗？我们的回答是：不！绝不！！！”思潮奔涌、激情澎湃的演讲，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弓仲韬以及现场的青年学子们，使得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

对于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先生的学养风度、道德文章，弓仲韬禁不住心向往之。对李大钊的向往以及后来的相识，成为弓仲韬人生道路的转机，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勃然兴起埋下了伏笔。

转眼到了1922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北大红楼里的图书馆一片寂静，读者们都在埋头阅读。已经成为附近沙滩小学国文教员的弓仲韬，借用了一位在北大读书的保定老乡的借书证，也经常进来浏览各类书籍报刊，一来二去成了常客。恰逢此时，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来阅览室查看，正在专心致志读书却又不像学生的弓仲韬引起了他的注意，但见此人文雅精瘦双目炯炯有神，全神贯注于书中若有所思，李大钊禁不住走过来问道：“先生哪里人士？”弓仲韬一怔，随之眼前一亮，马上认出了眼前这位发问者就是心仪已久大名鼎鼎的李大钊先生，赶忙起身施礼寒暄，答道：“我是直隶安平人弓仲韬，在沙滩小学教书，借朋友的读书证来读书，让先生见笑啦！”李大钊说：“哦！那咱们算是同乡加同行了，你我老家都在直隶，你是教书的，我也是教书的嘛！”弓仲韬连连摆手：“岂敢，岂敢！我乃一介孩子王，怎敢与先生相提并论！”李大钊说：“古人讲同类相从同声相应，我和仲韬先生交个朋友怎么样？”弓仲韬赶忙答道：“我正求之不得呢！”两个人握手言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从此，弓仲韬成了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常客，有时也去石驸马胡同后宅35号的先生寓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红色革命导师李大钊循循善诱，以卓越的才干发展了一批北大的青年才俊如高君宇、张申府、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赵世炎、刘仁静等加入共产党，此时他又引导沙滩小学教员弓仲韬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3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的李大钊，以北大红楼为阵地，秘密组织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广大农村的革命斗争一直是空白，他预感到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农民运动也要有一个大发展，去广大的乡村建立党组织，为大规模革命高潮做好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他在《农民与土地》的文章中，又大声疾呼：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农民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力量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重要的成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在一个春日融融的夜晚，弓仲韬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与李大钊促膝畅谈。李大钊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一口，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南方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澎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旋风过境般冲破了乡村里的封建旧秩序，农会会员有十万多人，阵势极为雄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动全国，工人代表林祥谦面对军阀吴佩孚的威逼利诱，坚决不低下高贵的头，罢工虽然暂时失败，却播下了革命火种。咱们老家直隶一带是直系军阀的老窝，党组织发展一直缓慢，只有唐山的工人党员邓培在孤军作战，于1921年成立了唐山制造厂党支部，工人们已经开始觉醒开展斗争了。可是全省的农村一直是空白点，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一批仁人志士来推动，我看你回老家安平一带发展党组织进行斗争，怎么样？”“好哇！党组织的决定正合我意！”弓仲韬爽快地答应下来。

弓仲韬结束七年的京城生活，回老家开展革命斗争。阔别多年的旭日炊烟、乡村夕照，梦里依稀的老宅瓦屋，一家妻儿老小的天伦之乐，渐行渐近，弓仲韬兴奋异常雄心陡长，因为那里是他生命的根源所在，也是他日后大展才华的新舞台，一场挟风带电的狂飙正在他的胸中激荡不已。当年从大户人家走出的“少东家”，当下已成了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一个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共产党员，一个向自己的封建家庭以及整个旧世界宣战的革命战士。

二

“弓家大少爷从北京回家开办农民夜校啦！”

弓仲韬腾出了自家院里放农具的三间东屋，又购置了桌椅板凳油灯教具及笔墨，1923年6月19日晚上正式开学。进夜校一律不收费，农忙时逢三、六、九上课，冬春农闲时每晚都开课，学员多为村里的青壮年，像村东头卓家的大夯，西头毕家的二楞，还有杨玉锁、弓凤洲、弓成山等人，随后又增加了在台城村财主家扛活的外村青年，平常日子三十多人，多时达到五十多人，三间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以农民夜校为阵地，弓先生挥洒这些年当教员练就的口才，对贫苦农民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从简单的读书识字讲起，讲到安平县、直隶省和中华民国的处境，再讲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苏联的工农政权等等。启蒙式的革命教育由浅入深渐入堂奥，像夏日的一汪清泉，给农民带来沁凉无比的惬意，又如冬天里的一炉炭火，使农民心底感到贴心的温暖。

彼时的安平县，由于多年来的官府腐败、军阀混战，再加上滹沱河经常泛滥成灾，还有接踵而至的旱灾、雹灾、蝗灾，乡村里民生凋敝，人们怨声载道，遇天灾人祸就哀鸿遍野，出外逃荒者成群结伙。一首流行多年的“逃荒谣”道出了穷苦人的辛酸和苦楚——“滹沱河，水滔滔，逃荒的人们好心焦。老的老，少的少，无亲无友没依靠”！台城村是个1500多人的大村，十几户地主富农就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许多少地无地的穷人只有扛长活或打短工维持生计，“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那日子过得苦哇！弓仲韬心里十分清楚，得让心如枯井的人们重新燃起心头的希望之火，火种与干柴一旦碰撞，就可以乘势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开展农民运动，完成李大钊先生的重托。

在学员中崭露头角的弓凤洲和弓成山，逐渐引起了弓仲韬的注意，心中暗喜“孺子可教也”。十八岁的弓凤洲上过两年小学，后来因家道中落辍学务农，农闲时间贩卖青菜杂货为生，推着个木轮车走乡串村吆喝叫卖。尽管他立志发家致富，又起早贪黑忙碌不停，可是家境的窘况并未改变，贫穷总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他一下子陷入了困惑和迷茫，苦日子何时能熬到头，弓仲韬有意培养他，出门开展工作经常带上他装扮成主仆二人，文质彬彬的弓仲韬长袍礼帽，魁梧健壮的弓凤洲像个跟班。弓仲韬以弓凤洲的家境由盛而衰为由头，谈社会的不合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种种罪恶，进而说到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解放打天下的政党，帮助穷人建立新国家，到那时没有洋人压迫，没有剥削穷人的地主老财，没有土匪绑票，人人有饭吃有好日子过。弓凤洲听得入了迷，禁不住发问：“到哪里能找到共产党呢？”弓仲韬微微一笑说：“别急，咱们慢慢找，找到后给你也挂个名怎么样？”弓凤洲满口应承：“那敢情好！可得算上我一个！”7月里的一天晚上，弓仲韬悄悄地对弓凤洲说：“谢天谢地，共产党总算找到啦！”弓凤洲急忙问在哪里？弓仲韬一脸微笑：“这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此时的弓凤洲先是惊讶万分，继而恍然大悟，连声说：“原来先生就是共产党啊，太好了，太好啦！”

弓成山，二十一岁，其家庭以前也算富裕，只不过后因社会动乱，到弓成山这一代已成了贫农，家中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糠菜半年粮的日子，眼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娶媳妇的事儿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他脑瓜灵活，办事眼前招儿来得快，台城村财主家的几个长工入夜校就是他联络动员来的，颇得弓仲韬好感，在弓仲韬的悉心点拨下，弓成山逐渐明白了穷人要翻身的革命道理，当面指天发誓要为穷人打天下。弓仲韬心中大喜过望，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1923年8月的一天晚上，夜深人静，凉风习习，在台城村农民夜校，一项庄严而郑重的仪式正在悄然进行。

桅灯发出的柔和光亮下，两名“泥腿子”新党员弓凤洲和弓成山在老党员弓仲韬的引领下，举起拳头面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消灭资产阶级，打倒军阀列强，重建劳动阶级国家！不怕牺牲，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完毕后，弓仲韬一脸凝重地走向两个年轻人，台城村三个共产党员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对而视默默无语，然而他们都能从对方的目光中解读出彼此内心的激动。白色恐怖无处不在，与反动政府对着干，这可是杀头抄家灭门的弥天大罪，但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和民族的解放，他们义无反顾地豁出去了，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和威武雄壮！

随后，在弓仲韬主持下，三个党员组成了中共台城村党支部，选举弓仲韬为党支部书记，弓凤洲为组织委员，弓成山为宣传委员。因为当时安平县和直隶省尚未建立党的组织机构，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党支部跨省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所以称为“台城特别党支部”。接下来，台城特别党支部的三个成员认真研究确定了发展党员、组织雇工开展斗争的具体措施，直到凌晨三点，三个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东方的夜空，晨曦的鱼肚白已端倪初现，漫漫黑暗即将过去，黎明曙光就在前头。台城村有幸，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之地，两个“泥腿子”弓凤洲和弓成山有幸，举拳宣誓之际随即成为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农民党员。

辽阔苍茫的冀中平原上，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火种与干柴一触即发，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势头。

三

安平县的革命形势方兴未艾。弓仲韬创建的台城特别党支部又发展了弓结流、弓偶气两名新党员，团结了一批贫雇农和进步群众，暗地里筹划与地主老财进行斗争。李大钊于1922年介绍加入共产党，同时兼具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多重身份的安平任庄人李锡九利用1923年冬季回家之际，在任庄发展本村三人加入共产党，一个是安平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另外两个是安平北关高小的学生李振庭、李幸增，三人在北关高小建立了党小组，秘密组织师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中共北京区委秘密交通员的引线搭桥，弓仲韬开始走出台城村，为安平县的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四处奔波，他先是和李少楼在安平县城圣姑庙附近的一家小茶馆里秘密会见，两个从未谋面的安平籍共产党先驱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弓仲韬认真地帮助李少楼分析北关高小里的革命形势，热心鼓励悉心开导，促成了北关高小党支部于1924年3月成立，同时又发展了两名北关籍学生李春耀、张述增入党。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弓仲韬和李少楼在北关高小校长办公室介绍敬思村乡村教师张麟阁入党，敬思村在台城村东南方向1.5公里，张麟阁在本村小学任教，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是乡村中开明知识分子，张麟阁回村后很快发展本村农民袁大楞、李更两人入党，三个人建起了敬思村党支部。

安平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消息，通过秘密交通站传到北京，李大钊闻听后兴奋莫名，不禁为弓仲韬的才干感到振奋，随即发来指示：“一旦时机成熟，可成立安平县委，以利于领导全县民众开展斗争！”又经过一番奔走筹划，1924年8月15日夜晚，安平县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在敬思村张麟阁家中召开，9名党员参加，代表全县14名党员，会上决定成立中共安平县委员会，选举弓仲韬为县委书记，张麟阁为组织委员，李少楼为宣传委员。

重任在肩，弓仲韬步履匆匆，安平县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日益高涨。秋收大忙季节，在安平县委的安排下，台城村由刚刚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弓凤洲发动雇工罢工，要求涨工钱，牛刀小试取得了胜利。很快罢工斗争波及黄城、敬思、任庄等村，震动了全县，在团结起来的雇工们面前，那些一向骄横惯了的地主老财们惶惶不安，只能乖乖就范。1925年麦收时节，许多村又组织了打短的“麦客”开展涨工钱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乘着“麦客”罢工的有利时机，安平县委又提出了“改善雇工生活地位和待遇”的口号，通过各个党支部推选雇工代表向地主提出具体条件，包括年节过节费、年节双倍工钱、每年给布鞋土布等条款，有了共产党撑腰，雇工们大有“劳工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地主老财们一路败下阵来。享受到胜利喜悦的雇工们扬眉吐气！

雇工们的胜利波及全县，小学教员们也组织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成立了安平县小学教员联合会，派出会长王席征为首的7名代表，与县教育科进行谈判，几个回合下来，只闹得教育科长精疲力竭，又怕闹出更大的事来，自己的乌纱帽也保不住，最后只得答应全县教员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元。

1925年冬天，安平县工农大众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刚刚成立的中共保定地委的高度重视，决定组建成立中共安（平）饶（阳）联合县委，由弓仲韬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地在弓仲韬家，他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创办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女子小学”，招收外县籍县委领导成员的子女入学，以此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1926年8月，按照上级指示，又组建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仍由弓仲韬任县委书记，弓仲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是时，由台城发端的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已经燃遍三县，成燎原烈火之势。有了共产党做主心骨，英雄的安平人民争自由、求解放、抗外侮的热情日益高涨，前赴后继地汇入时代洪流。革命斗争锻炼了工农群众，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到1927年，安平县已经建立起共产党支部7个，青年团支部5个，党团员有100余人。到“七七事变”前，全县有共产党、共青团支部40多个，党团员达到了200多人。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北方地区各县实属罕见。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抗战的大旗振臂一呼的关键时刻，抑或当新中国百业待举之时和改革开放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际，安平人民奋起响应党的号召，披肝沥胆，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辉煌的篇章。

（感谢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