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梦，我们的梦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盼着获得靠谱的养生保健知识，盼着到大医院看病更方便，盼着就诊吃药的负担再小些……”从大学校园的医学生到大医院的知名医生，从IT企业的城市白领到偏远乡村的农牧民，从时常看病的社区大妈到曾经身患绝症的职业病患者，在各行各业人士看来，健康中国该是什么样，每个人又有着怎样的健康中国梦？
　　上海医生杨震
　　医疗服务要公平可及
　　医务人员眼中的健康中国会是什么样？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工作了17年的杨震医生，为记者描述了他的梦想。
　　几年前，到云南省怒江上游贡山县的医疗支援经历，一直让杨震念念不忘。“那里条件非常恶劣，住院患者都要靠自己生火炉取暖，更别提医疗条件了。有个前臂骨折的孩子，因为大雪封山，从独龙江乡转到县医院治疗时已经过了1个多月，救治的最佳时机早被延误了。”　杨震说，那里的县级医院甚至连常规手术都开展不了。“在大医院做个病理检查，送个病理标本，我们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县医院连个病理科都没有。”
　　因此，杨震觉得，对口支援是个很好的命题。大医院的医疗队将先进的技术和服务理念辐射到县，辐射到乡、村，可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解决看病难题。但是，培养留得住、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不单单是靠一家医院的支援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激发当地医务人员的活力，凭借配套的政策待遇，让优质医疗服务在基层可持续发展。“健康中国一定是基于整体国力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医院正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促进医疗资源进一步下沉到老百姓身边，与基层形成便捷的交流方式，帮助更多老百姓解决看病难题。”
　　喜欢研究医史的杨震告诉记者，中国医院的社会服务有很长的历史，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医疗机构针对贫穷贫苦的患者提供各种免费服务，甚至包括利用社会资源为患者提供生活赡养服务等。
　　杨震所在的中山医院成立于1937年。在1936年医院建筑主体刚刚落成，还在人员招聘的阶段，该院就设立了社会服务部并面向社会招聘。“当时招聘的要求非常高，要求是女大学生而且要会说普通话、粤语及上海话，以便于跟患者沟通。”杨震对这段“家史”非常了解。北京协和医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成立社会服务部，为患者提供除了救治身体疾病之外的生活关怀照顾工作。
　　“中国医院的社会服务是有历史底蕴的，慈善救助也是行医过程中自然而然遇到的事。有些生活困难的患者，在解决身体痛苦之外，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和照护。”杨震告诉记者，“我们医院接诊过一位藏族女大学生，她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右耳，由于家庭贫困、无力负担手术费，本想放弃治疗，但是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积极与救助基金等机构联系，不仅为她减免了医药费，还给她今后的学习生活提供了资助。”杨震说，医生的梦想不单单是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包括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健康运营，“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杨震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医院协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他一直在为推广实施社会服务身体力行。他说：“应该把各级医疗机构的社会服务部门，理解为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社会服务逐步影响医院的发展方向和理念，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通往健康中国的路途中，大医院和医生的职责不应该仅仅是开刀治病，还要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有一些属于公立医院本分的东西要捡起来。”杨震说。
　　云南村医邓前堆
　　让兜网底的人有奔头
　　靠一套滑轮、一根绳子，通过距怒江江面30米高、100多米长的溜索往返于被怒江一分为二的云南省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28年间不顾生命危险，为百姓送医送药而闻名全国的“索道医生”邓前堆，记性出奇的好。虽然见过无数记者，但拨通电话、稍加自我介绍，他就清晰地指出，距离上次见到记者本人已有3年时间了。之所以记得这般清楚，他说，主要是因为记者提到上次采访的地点是在云南省中医院，而他那一次的出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每一个细节，他都牢记于心。
　　当时的邓前堆刚“火”，他的两个愿望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一个是“给村子里修一条能通车的桥”，另一个是学点中医适宜技术。3年前见面时，桥已修好，他因而彻底告别了索道生涯；他本人也被邀请到省级中医院，由专家免费教授中医针灸、骨伤诊疗技术。
　　邓前堆说起那次学习经历依然非常兴奋，虽然省中医院骨伤科用到的很多设备，在村里不是特别适用，“但针灸特别好，不用花什么钱，还管用。唯一遗憾的是那次没有更多时间学习推拿按摩技术。这些中医技术不费钱，乡亲们肯定喜欢。”
　　邓前堆特别关注健康中国战略，从他的角度讲，既然是健康全中国，就肯定包括基层农村，而要提高基层的健康服务水平，就要做好乡村医生的培训、提高。
　　虽然邓前堆所在的县、镇也会组织乡村医生培训，但培训时间不长，一般1周。每村1个名额，如果1个村里有2名村医，其中1名就不能去；而如果仅有1名，就得提前通知大家有病直接到乡里就诊。赶上偏远村寨，特别怕出来学习耽误了百姓就医。邓前堆说，“希望健康中国的大战略中多考虑一下基层医生培训的问题，让村医培训次数多一点，时间长一点，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们出门培训时能安排上级医生到村里代班，那就两全其美了。”
　　上次见面时，邓前堆还有一个苦恼，那就是村医的养老、传承问题。如今，邓前堆告诉记者，儿子倒是愿意子承父业，在乡上的医院培训1年后，在村里跟他干了1年。“但我觉得他文凭、能力还是不够，就又送他到怒江州的卫校继续上学。如今儿子学了两年医后，正在怒江州人民医院实习。虽然自己的这一摊子有了接手人，但邓前堆觉得这不是常态。
　　邓前堆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村医，一是待遇太低、又劳累，到外面工作则收入相对高些。尤其是当地地广人稀，平时诊疗量不大，没什么盈利，却得24小时待命，那就更不划算了。二是村医养老没有保障，这点最让人头疼。我认识的好多医生一边感叹还不如干脆当农民，至少年轻时还能攒点钱；另一方面还是拖着年迈的身体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一天在岗，总还有点公卫补助。”
　　“近些年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其他地州、市县，甚至福建、河南等其他省的村医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多呼吁呼吁，让村医养老好歹有个着落。”这些嘱托让邓前堆心酸，所以他每年全国两会都交这方面的议案，但提了以后总不见改善，于是各地的电话又一遍遍打来，问他“上面怎么说的？什么时候实行？给多少钱？”
　　“我哪里答得出来。”邓前堆只好无奈地安抚大家，“我已经呼吁中央了，国家事情不少，我们耐心等待吧。”为此，他密切关注来自国家层面的每一点利好动向。“现在健康中国都成国家战略了，我希望村医养老问题能切实得到解决。农村是网底，要让我们这些兜着网底的人，心里踏实、有希望、有干劲儿啊！”
　　内蒙古牧民金钱宝
　　盼着好政策越来越多
　　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路向北，农田逐渐变成草场。前召嘎查是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的一个小村庄，位于赤峰市以北大约280公里的一处平坝上。村子里干净整洁，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村委会门前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旁边一栋通体洁白的小屋，那是村卫生室。
　　记者走进村卫生室时，65岁的金钱宝老人正跟村医坐着拉家常。
　　“我算是老病号了，腰疼、腿疼，肾也不好，还有点高血压。”金钱宝笑着说道，“虽然现在日子还不富裕，但也能吃得上药、看得起病，这么亮堂的卫生室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在2014年实施了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十个全覆盖”工程，安全饮水、街巷硬化、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等都被纳入其中，在前召嘎查的村口，五室分开、宽敞明亮的标准化卫生室就是在今年7月投入使用的。
　　“新农合可真是个好政策，让咱老百姓看病吃药越来越有底气了，我前几年得了场大病，凭着新农合，这不顺顺当当就过去了。”金钱宝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听说新农合现在报销的越来越多了，我是低保户还能多报点，再不够就让孩子们出点，真得了病心里也不着急，踏实。”
　　村医赵根柱告诉记者，金钱宝几年前因为肾结石接受了碎石手术，术后出现全身水肿，肾功能受到一定损伤，被紧急送往赤峰市的医院救治，前前后后花了几万元。
　　50岁的赵根柱已经在村医的岗位上工作了27年，日复一日守护着村民的健康，对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悉。
　　“22名高血压患者、6名糖尿病患者，现在大家住得近，没事儿的时候就到各家转转，慢性病的随访管理现在可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赵根柱告诉记者，因为生活习惯和气候原因，村里人得风湿性关节炎的比较多，疼起来很痛苦，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在卫生室多备一些止疼药、多上门看看。
　　在健康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需求？金钱宝憨厚地笑了起来：“我和老伴儿都有腿脚疼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厉害，现在苏木卫生院有蒙药药浴了，很管用，住3个礼拜才花五六百元，剩下新农合全给报销了。这在以前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我呀，就盼着像新农合这样的好政策能越来越多。”
　　赵根柱说：“我也是盼着新农合的筹资标准能够再高点，再给大家报销多点。”之前，他看到金钱宝走路困难不像是简单的关节炎，后来他陪着老人到大医院检查，确诊是股骨头坏死。“如果需要做人工关节置换，乡亲们还是承受不起。”
　　安徽患者郑身贵
　　职业病患者不再犯难
　　郑身贵，记者习惯叫他老郑，他的命运之所以受到社会关注，是因为从2009年起，本报陆续刊登了《“我的生命拖不起”》等长篇报道，对因打工而身患白血病的他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救助。
　　老郑是一名赴江苏省江阴市打工的安徽藉农民工，打工期间被查出身患白血病，后发现生病与其在化工厂工作的岗位相关，从此他踏上了漫漫的求医和维权路。2008年，老郑经历了“诊断职业病—一次鉴定不是职业病—再次鉴定确诊职业病”的起起落落，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借完了所有可借的外债后，他走投无路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一段时间，身患绝症、求医无门、维权无路。先后找过卫生、劳动、安全生产、法院、人民政府，结果我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病情越来越重，钱越来越少，却找不到一家机构来帮助我。”老郑告诉记者。
　　2009年，临近春节时，记者赶赴老郑的家乡安徽省滁州市采访。老郑说，他虽然打赢了官司，却将输掉性命。那一年，安徽的冬天格外寒冷，夜宿老郑家的记者虽然盖了3层棉被，仍然冻得瑟瑟发抖，然而，让人更加寒冷的是老郑家的状况。“家徒四壁”是这个家庭最真实的写照，老郑70多岁的老母亲甚至试图跪下来，请求记者帮助。随后，记者辗转联系了老郑在南京的代理律师，他从法律角度给记者分析了职业病维权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无奈。
　　次年8月，老郑在本报的帮助下赴北京治疗。经本报报道后，老郑的故事得到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的关注，他亲自到医院探望老郑，并以个人身份给老郑捐款。经过在京近半年的治疗，老郑的骨髓移植治疗获得了成功。如今，仍在5年“危险期”的他已经回到老家继续休养。
　　电话中，老郑告诉记者，由于身体还比较虚弱，他暂时无法工作，妻子外出打工的收入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今年，他们的孩子已上初中三年级，目前保持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
　　“要说我的健康中国梦，”老郑说，往大了说，就是希望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能重视职业病的防治，让企业能在有效的监管下，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预防控制职业病义务。今后，希望不会再有劳动者患上职业病，不再有家庭像我家一样，因为职业病而变得生计坎坷，不再有职业病患者经历我曾遭遇过的凄凉和绝望。
　　“往小了说，我希望政府能有一个明确的部门将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切实管起来。”老郑说，生病了要上医院，但如果得了职业病，该到哪里治疗，企业不负责任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是两眼一抹黑，政府机关大门的门槛又那么高，真心需要有这么个部门，只要打工者患上职业病，它就能管起来、管到底，不会把大家来回踢皮球。
　　老郑还说：“我维权哪会儿，《职业病防治法》不像现在这么完善，还起不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当然，即便法律完善了，没有很好的执行也不行。”
　　说到这里老郑挺激动的，“现在大家都在说‘依法治国’，我觉得，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法院真正成为像我这样的职业病受害者的坚实依靠。所谓‘人间自有公道在’，这公道不就是法律吗，这公道不仅要在人心里，更要具体体现在机构和部门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上。”
　　最后，老郑的话题又回到孩子身上。“虽然我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孩子太多，但我会用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教育他，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证明：我们的国家正在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护士小周，24岁
　　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2年了，这位资历还很浅的“美小护”，说起自己的健康中国梦却头头是道：“从我护理患者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健康中国梦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自身素质，并且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对自己的要求，你可以健身，我可以竞走，他可以跳广场舞。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心理健康，释放压力，目标就是不得病、少得病。”
　　“美小护”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有一个梦。“作为一名护理人员，首先要把患者当做一个整体进行护理，不只关注患者的病情，也要适当进行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焦虑；还要对身边的人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为建设健康中国尽一份力。”
　　医学生小刘，25岁
　　天津医科大学学生小刘觉得自己的健康中国梦有点“自私”：“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爷爷、奶奶这么大年纪了，希望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妹妹能清楚青春期的基本常识；姑姑从医院看病回来，不用再因为排队人多、看病时间短、买药贵心塞了。作为医学生，目前我能够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就满足了。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不就实现了大的健康中国梦了吗？”
　　药企职员张先生，33岁
　　“实现健康中国，首先要改变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的心态和一些医生对患者不负责的现状。”由于工作原因，张先生经常要奔波于公司和医院之间，不仅要跟医生打交道，还要给患者做药物测试和临床监测，看着医患关系紧张不免担忧。“以后，我想做个普及健康知识的志愿者，深入社区为中老年人办一些公益性讲座。从个人做起，抵制网上破坏医患关系文章的传播。通过新媒体平台分享健康相关的内容给别人看。”
　　IT公司职员李先生，30岁
　　“挂号费上调，引入电子预约挂号，完全实名制；预约排期，只能本人来看病；退号之后，交给进程池来动态分配，而不是靠网速来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互联网开发的小李说，他身边有不少朋友、同学从事医疗行业，常常在饭桌上跟他讨论挂号难的问题。“杜绝以药补医，切断医药代表与医院之间的利益输送，让医生堂堂正正拿高薪，我能做的就是做好互联网系统，从技术层面上提供支撑。”
　　社区居民王大妈，72岁
　　“我眼中的健康中国就是最好能再多报销点医药费，毕竟每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点钱呀。”王大妈的梦想很简单。王大妈患有糖尿病多年，儿女经常不在身边。为了看病能少花钱，她经常通过看电视上的养生节目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像我这样的退休老年人，应该平时多注意养生保健，多吃蔬菜、水果，记住医生的嘱咐，自己保养好了，就能少往医院跑了。”
　　卫生监督员陈超，35岁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稽查科陈超说：“卫生监督一直在我们身边，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去医院看病、平时喝的水、理个发，这些日常行为的卫生安全都要靠卫生监督来维护。”他眼中的健康中国，是“给老百姓创造更加安全的就医环境，享受干净卫生的公共场所，喝上放心合格的饮用水，建立起良好的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安全秩序。让卫生监督在民众中有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他还希望卫生监督队伍建设能不断壮大，让卫生监督在服务人民健康、维护人民健康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市民林小姐，36岁
　　“健康中国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周围的环境更健康，每天一早起来习惯性地先看看窗外，没有雾霾心情就会特别敞亮。希望‘APEC蓝’‘阅兵蓝’不仅就那么几天，事实证明只要政府下定决心，天会变蓝，草会更绿，水会更清。而且我是一位母亲，如果治理雾霾的速度太慢的话，我真的很担心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