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企业整体迁移 京津冀产业转移样本调查
7月8日，北京，威克多制衣将生产基地外迁至河北衡水。
2015年5月12日，威克多开始了从北京至河北衡水的搬迁。
2013年，当蔡昌贤作出公司搬迁的决定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威克多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第一家整体迁移的企业。
对于成立20年之久的威克多来说，无论从公司发展，还是个人情感来说，离开北京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
1994年成立的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原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工业开发区。促使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蔡昌贤下定决心搬迁的，是几年前他到瑞士几家著名服饰品牌工厂考察的经历。当他进入瑞士工厂的生产车间，发现里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在瑞士这样一个高福利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年纪的制衣工人。”考察后蔡昌贤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拥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产品品质，从而带来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贤不禁反思起自己的企业：和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劳动力结构多是以年轻人为主，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熟练的工人，过不了几年就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户的难度较大，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劳动力极不稳定的状况，可能会传导到产品品质的某个方面，导致个别产品会出现品质不稳定的情况。”这就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将生产、技术部门搬离北京。
“利用搬迁地的人口政策和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为我们培养更多熟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在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中，形成一流的品质，提高品牌总体附加价值。”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也向记者解释企业搬迁的初衷。
威克多搬迁的决定，正好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功能?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卢彦的话说，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归纳起来有四个，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批发，部分医疗教育服务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其中，一般性制造业的疏解主要根据京津冀三省市定位进行：天津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基地，河北的定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而北京的定位则是围绕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因此，高端制造业优势不太突出的一般制造业就要面临被疏解。
这一政策落实下来，具体哪些产业要迁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新增目录》就有一项规定：禁止新建和扩建的26类一般制造业中，就包括纺织产业。
联姻衡水 全新尝试
威克多和衡水的这场“联姻”，始于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招商局副局长骆妍。
在电话里，蔡昌贤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阐明了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电话后，骆妍首先上网进行简单地核实，然后向领导汇报，立刻引起了工业新区领导的重视。从谈判到最终落地，事无巨细，工业新区的书记都全程跟进。衡水市领导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为这个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去了好几趟北京，和蔡董事长反复沟通，介绍我们的政策和优势，并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骆妍告诉记者。
在威克多开工建设以后，开发区始终承诺“围墙以里是企业的事,围墙以外都是工业新区的事”。
事实上，衡水并非是威克多的唯一选择。在寻找迁入地这一问题上，蔡昌贤想得很多：地理位置不能离北京太远，否则和北京总部的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难以交接；交通要方便，否则物流运输成本太高；基础设施配套要完善，否则无法稳定人心……按照这些标准，他曾考察了河北多个城市，甚至一度将山东德州也纳入考虑范围。
“选择衡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首先，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比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发达，陆路、铁路都比较便利。”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说。
“纺织和食品两类产业在衡水市有一定的基础，而且都没有什么污染，比较环保，也符合京津冀产业转移对衡水的定位。于是我们就选择以这两个产业为突破口进行招商引资。”骆妍向记者解释道。
用骆妍的话说，衡水是举全市之力来完成威克多产业转移项目，因此产生了惊人的效率：工业新区与企业签订双向承诺，明确项目投资建设进度由企业负责；立项、审批、征地、外用设施配套全部由政府包办，让企业集中精力搞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8个月，食堂、宿舍、幼儿园、超市等服务设施也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新员工的招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15年春节刚过，衡水市劳动局就为威克多专门举办了几场招聘会，吸引了大量的应聘者。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说话很快，人也直爽，见面就问采访需要多长时间——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分一秒的耽误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干活麻利的话，还可以早点下班回家看孩子。
今年25岁的她，已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之前在北京一家家具厂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门口就业，正是为了儿子。
“孩子刚断奶我就出去打工了，结果老是控制不住想孩子，一年好几次地往家跑，今年过完年，看到威克多招聘，干脆辞掉工作，回来上班。”她告诉记者。
由于之前有缝纫手艺，她很快就被威克多录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迅速上岗，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业务骨干了。
“这个工作不错，我打算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她说。
据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生产部经理石百宽介绍，由于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电脑控制，在招工时，他们主要面向25-28岁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能培养成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12日，威克多正式搬迁。
“从5月9日企业停产到5月17日恢复生产，其间真正搬家的时间只用了两天半，而且机器的拆分和组装，管道的铺设等，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完成的。”石百宽说。
成本博弈 万事开头难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以及搬迁的企业，三者之间都有自己的“算盘”，处理不好三者之间的成本博弈，产业转移也将踯躅不前。
按照对外公布的数字，威克多衡水服装创意产业园占地面积307亩，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5亿元——而这只是建设投入。
“短期内成本是上升的。”刘大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成本。随公司搬迁去衡水的员工大约600多人，为了弥补其搬迁的损失，公司按照工龄给予每位员工1000-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搬迁补助。此外，最初的几个月，为了稳定人心，每天还会给工人发放补贴，数额逐月递减。“虽然衡水的消费水平较低，但劳动力价格却并没有下降，毕竟从北京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收入不能降。而在衡水当地招的员工，待遇也不能有差别，否则会造成员工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两地办公后，对部门之间协同运作的要求会更高，对效率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威克多是产业链型公司，从前期的企划设计到生产制版，再到产品生产完毕，再从入库到发货，从门店到销售，都是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之间，需要良好的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专门配备了4辆依维柯汽车，每逢周二和周四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
除了班车，还有一辆60座大客车，负责周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员工。“从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离，不算油钱，一年光过路费就得增加约500万元。”刘大伟说。
如果成本的提升只是搬迁的必然代价，那么因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效率问题，则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每年6月到第二年2月，是服装行业的旺季，但对于刚搬到新厂址的威克多来说，却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正常情况下，一个车间每天能做400套西服，刚搬来那段时间，有时一天只能出320-350套，每天亏产50-80套衣服，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活没了。”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月，随着大家慢慢适应新环境，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水平。
在石百宽看来，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更多纺织服装企业入驻衡水，一些服装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也会进来，到时候采购成本就会下降；而且衡水交通四通八达，以后物流成本也会降低；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稳定了，熟练工人会越来越多，这些对公司都将是一个利好。
举家搬迁和双城生活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企业里的工人。
作为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选择了举家搬迁到衡水。这个山东男人在威克多已经工作了10年多，从一名最基层的烫衣工，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此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听说公司的生产部门要搬到衡水，他没有半点犹豫就过来了。“反正在北京也是漂着，这儿的消费水平不高，赚同样的钱，能留更多钱在手里，咱们打工的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憨憨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也是威克多鼓励员工搬迁时的一个重要理由，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理由说服，离开了北京。
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都给我们解决了。”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开学后就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一家团聚的背后，却是妻子的付出。石百宽的妻子从北京一家待遇优厚的外企辞职，刚搬到衡水一周多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刘亚岚就没有石百宽这样的感受。因为爱人是北京人，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随迁到衡水，因此，她不得不过着双城生活：周六下班后，坐着公司的大巴回北京，周日下午六点再返回衡水。
相对于产业转移给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一些深层次矛盾则更为难解决。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看来，“政府、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中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短期与长期、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所不为，则是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
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根据该办法，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大税种地方分成部分)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3年内，其“三税”收入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平分。
郑长征向记者表示，在产业转移中最难处理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郑长征建议，北京应处理好腾退土地问题。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解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由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主动推动产业向天津和河北转移，因此，相比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道路较为平坦。”郑长征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