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建议京津分别设特区 特区上设副总理级大区
（原标题：京津那些事儿）
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一位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合并问题时不无揶揄地说。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90年代，向他提出咨询的，是时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
很多年以后，穆学明还清晰地记得那位官员一脸的不屑与傲慢。一个天津人的设想，在那位北京市政府官员的眼中，颇有几分不自量力。穆学明郁闷不已，但也没有气馁，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有人说，穆学明简直疯了，怎么手执长矛冲向了风车？
穆学明建议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穆学明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我会继续提交这样的提案。”
国家计委在那个时代的答复，显然只是局限于将京津合并看作是一个地理尺度问题。而穆学明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长期以来缺少大区域意识，京津合并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因为那些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矛盾，并不是仅仅产生于地理层面。
京津合并——这个有着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的构想，其实是京津冀地区城市协调发展这个老课题的新设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城市规划领域观念禁锢，缺乏争鸣，杰出的思想寥若晨星，而对于像京津合并这样敏感的问题，几乎成为禁区，最终自然是不了了之。
但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京津合并？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概念肇始于1986年，当时即设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后改名为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但这个类似地方政府自组织的沟通平台，很难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很快，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就被珠三角和长三角抛在了身后。
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相距百余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它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而不能自拔，都制定了激动人心的指标体系。然而，这些各自为政的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对区域合作进行反动的借口与遁词。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整整六十年。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孔模糊。在蓄意的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之后，城乡之间的市场被人为堵塞，商品流通不畅，政府便竭力依靠行政力量来保障城市蔬菜副食的供应，直接导致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大。1948年8月，北京市区周边设有郊一至郊八8个郊区，郊区人口48万人，全市城郊总面积654平方公里。而到1958年——那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份——北京市共增加郊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郊区人口增至200万人。这种带有农业文明时代刻痕的城市郊区化扩张，在“大跃进”失败后受到遏制。
此后，北京曾确定“分散集团式”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低效蔓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很早就说过，北京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几十年间“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而此间，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十几年之前，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就有过如此感慨：“北京的‘单中心’很不得了，国庆节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广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车子呀！”
这种非理性的廓张，又受到房地产狂热激情的左右，城市规划驾驭已是有心无力。北京变得越来越庞大而松垮，人们在这个庞大而松垮的城市里所谈论的“现代化”——比如“中产”、“小汽车浪潮”——加剧了北京灾难性的城市危机，但是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北京城区继续向四周扩展，迄今，市区面积已达735平方公里。多年以来，城市规划总是“落后”于时势变化，因此我们无法想像未来的北京会有多大——这种想像令人晕眩。
2005年，北京风传要建设“大七环”。据说在这一年，河北省廊坊市交通局甚至都做好了准备工作，准备配合北京市修建可能借道廊坊的七环路。毫无疑问，有了这条“大七环”，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联系无疑将更加紧密。
后来得知，所谓“大七环”是出自吴良镛院士的一份研究报告。吴良镛院士和他的课题组明确提出，突破北京市域修建七环路。但吴良镛们绝对不是鼓励北京继续向外“摊大饼”。他们认为，北京的产业转移和分流势在必行，他们的着眼点，就是那些“大七环”上的河北城市。
“作为世界大城市，未来的北京将有更大的发展，质量上将有更大的提高，现在的城市发展只是序幕。”吴良镛说，“如果我们只是因循过去的决策，迁就现实，那必将重复过去的遗憾和失策。所以说，探讨大北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吴良镛所说的“大北京”，实际上是京津冀北地区（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简称。2001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就是吴教授。
其实早在1982年，当北京市第一次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过“首都经济圈”的概念，但吴良镛主导的这一规划耗时两年，凝聚了几百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其自身的分量以及受关注的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大规模的区域规划在国内尚属首次，目光也更多地落到了京津两大直辖市的较量与融合上。
在北京气喘吁吁负重前行的时候，天津城市发展也是关山重重。“可以说整个京津冀北地区都面临挑战。”吴良镛当时即列举种种“挑战”如下：
—— 缺乏区域观点。 多年来北京、天津及其他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
—— 城镇体系欠完善。 整个地区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城际之间是一条线性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
—— 生态环境恶化。 突出表现在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水系被破坏、湿地减少、海水污染、赤潮频现等。
—— 既定的城市方针政策缺少联系。 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未能给予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北京要大力发展“首都金融经济”，天津要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的提法（后来这一目标成为国家战略，而且把“重要的”去掉了），两者如何协调？
当时穆学明身在天津（据说后来居住在北京），长期痛感于天津的式微。他说，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区已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山东等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当北京几乎成为一座围城，寻求突破便成为当务之急；当天津在与北京的城际竞争中难以获得先发地位而日渐衰落，寻求妥协与分工便成为现实选择。这个时候，京津冀区域协作因此旧话重提。
“但我们不是对历史问题算旧账，更不是对人。”吴良镛当时说，“事实上，城市发展到今天，有种种主客观原因，是各种因素的叠加，无须追究责任。但是，实践检验真理，讨论城市问题不可能不涉及规划思想，我们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的杰出的思想加以整合，超然地探求一些解决城乡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
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城市规划的先驱们就已认识到：解决城市问题不能局限在狭小的市区范围之内，必须把城市与区域联合起来。美国学者芒福德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区域整体发展理论，他说：“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吴良镛认为，这些理论对于“大北京”地区的空间发展规划颇有启发，但他同时指出，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的理论，而要创造性地寻求从区域层面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京津两大直辖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下来的双胞胎，但天津由于营养不良，几乎变成了“寄生胎”。对此吴良镛说，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相反，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胜。“必须打破僵局，在公共争论中谋求双方同意下解决之途径。”
“大北京”规划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中国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通过空间上的“疏散”和“集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首先是疏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开发北京、蓟县、北戴河一线，缓解北京旧城压力，带动区域发展。北京与天津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中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
然后进行重新集中，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平衡居住与工作布局，发展“边缘集团”。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北地区城镇与农村经济不发达，需要利用地区条件，集中建设小城镇，带动整个地区的普遍繁荣。
吴良镛说，京津冀北地区应立足于交通，建设方便舒适的区域“交通走廊”，港口合理分工，寻找新的工业化发展机会。在工业化中要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北部为生态环境敏感区，要疏散人口，保护北部山区的植被和水源，疏浚河道，保护湿地，建设“绿心”（燕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和白洋淀国家公园），合理利用和保护沿海资源。
穆学明与吴良镛有过会晤，但对于京津冀北地区的合作路径，穆学明的京津行政合并与吴良镛有所不同。吴良镛认为，城市发展乃至各类建设项目，总会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关联，有许多经济活动、建设活动需要跨行政界限进行。尤其对重大建设项目而言，虽然宏观调控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决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组织进行，更需要平级之间的协作。
“在国外的许多城市，如美国的旧金山港湾地区，都建立有平级的协调机制。”吴良镛说，“我曾参观过德国的一个历史城市孟哈姆，它与新城市奈克已连成一片，二者的协调也是通过每周一次的市长联合办公会议解决，而不是简单地将城市合并。由此可见，城市发展中体制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必须千方百计通过各种试验寻找合适的措施与方法，推动区域与城市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线，而不是在行政范围内固步自封。”
他特别强调，“这也是考验政治进步的标尺，并且不只是京津冀北地区的事情，这是迟早要在全国范围内必须加强的。”
而穆学明则认为：京津合并，这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区域协作，我们在这上面的浪费还少吗？”他认为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大北京”规划并没有跳出区域经济协作的传统模式，“整个中国仍处于一种行政区划经济模式，经济割据导致了各个城市闭门造车，力求自给自足的大而全、小而全。如果不对京津进行合并，那么‘大北京’规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或者说，永远是一张画饼。”
他的构想是，将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为特区，现有行政级别不变，在两个特区之上设置大区政府，行政长官可以是国务院副总理级别。 穆学明认为，这样做不会触及更多人的既得利益，有足够的减震功能。“但是现在（21世纪初期），北京市往西北方向发展，天津则是向东南方向发展，两个城市正在反向赛跑，在学术领域中，谁有力量把它们聚拢在一起？”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参政议政委员会也曾提出一个非常前卫的设想——创建“大首都特区”（或北京大区、国务院华北行政直属管理区）。他们的规划思想涉及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功能——以“大首都特区”为形式，由京津唐保廊大城市直接对口就近参与西部大开发，就近对口参与扶贫脱困脱愚，全权负责治沙防沙、引水节水、退耕牧还林草以及开发式移民脱困工作，并享受国家特殊优惠扶持政策。比如优先上马重大基础项目工程，比如中央财政公共转移支付和反还全部或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国税等，相应同步推进以大首都城市圈为中心的华北大城市群开发。泛华北地区全部资源重组，产业结构布局重新整合，早日将环渤海中心地带（海滦大辽河全流域及黄河下游地区）建成中国东部沿海第三个国际化大都会地区。
这种“大首都特区”有巴黎大区和东京都的影子，它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京津合并而合并，而是将京津一体作为“泛华北五环绕复合同心圆圈区”的核心圈，逐层外向辐射拉动，最终形成一个强势的所谓“泛大华北区域经济协作地带”。
但是，这份报告过于强调深化区域内的政治体制革新，所以它永远是一个假说。
京津不能合并，在穆学明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如果京津可以归一，联手积极利用海向腹地，充分使用现有水运交通设施，物畅其通，地尽其利，而且更便于发展跨国企业，便于资源、资金、技术、产品的输出与输入。实际上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经将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来，根据中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总体布局，在沿海地区将形成五条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塘产业带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地理、市场以及相关产业政策都在积极催生京津一体，“京津为什么不能合并呢？”穆学明问，“北京的七环就到了廊坊，距离我们天津的三环已经不远，北京建成十环，不连也得连了。”
吴良镛与穆学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北京和天津，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人把它抛了起来，人们往往只看到北京那一面。
天津向海洋
其实清朝就有京津的概念，含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等，与现在的京津冀经济圈是一个概念。现在京津冀地区的行政区划，实际上还在延续明清时代的划分，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这种超常稳定并不正常。可以说，改变行政区划是有内在需求的。比如一直在放大的北京市区域，也有一个寻找出海口的愿望。因为大凡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对世界有一定的控制功能，这种功能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加以强调，海运是最重要的方式——北京缺少的正是这种功能。
北京为了寻找这样一个出海口可谓费尽心机。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政府顾问孙久文曾经提出，将秦皇岛设置为北京的特区。他的理由是——秦皇岛实际上早已成了北京人的“后花园”，而且，自1950年代始，中央就把秦皇岛作为暑期办公地，一时有所谓“夏都”之称。从1970年代开始能源港建设一直到1984年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的确立，秦皇岛的发展过于依赖政策投放，过于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撑，自身缺乏新的发展动力，所以孙久文希望北京将其“收编”为特区——由于石家庄与秦皇岛之间为北京所割裂，造成秦皇岛及冀东、冀北“无主”的感觉，要建设所谓“海滨名城”，河北省显然不如北京更可以作为秦皇岛的后盾。
但是孙久文的观点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在北京和秦皇岛之间，还有天津和唐山的辖区。具有操作可能的是借鉴德国不来梅模式—把秦皇岛作为北京的一块“飞地”，因为不来梅州与不来梅港之间的地域并不相连。
经过一段时间的纷扰，这种设想宿命般归于沉寂。后来北京转向唐山兴建京唐港。但无论是秦皇岛还是京唐港，它们与北京之间的距离都超出京津之间的一倍。天津港是国内四大港口之一，在北方居首位，北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另建出海口呢？
在闭关锁国时期，天津可以担当北京的海防卫所，在全球经济时代，天津却无法成为北京的出海口，听起来有些荒诞。
而天津港似乎不太看重这些，它的腹地非常大。国内的港口都不在世界主航道上，都是以实物贸易为主的腹地型港口，很难形成新加坡或者香港那样的中转港，所以腹地资源非常重要。2011年我们重访天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天津港有三条铁路，从内蒙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从满洲里进入俄罗斯，从新疆阿尔山口进入中亚。这三条欧亚大陆桥主干线，天津港是相对最短的。他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中国特色的自贸区，更多的内涵是在企业经营方面，比如放宽经营范围、货物高效通关。后来第一个自贸区的名号给了上海，不过，天津自贸区获得中央批复，是早晚的事。
尽管解放后的国策一度限制海防城市的工业发展，天津如同一些内陆城市一样，被建成了一个颇为封闭的老工业城市，但天津毕竟有一颗无法阻拦的“海洋之心”，这最终使天津不必依附于北京，不必依附于所谓的京津冀一体化。
天津也已经等不起了。
2011年，天津市规划局总建筑师秦川对我们说，“最近几年北京被国家重新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并没有再提及所谓的‘经济中心’，天津则被定位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即使是这样，北京也没有放弃它经济中心的职能，而且还在强化其金融中心的职能。强化的结果是，北京的功能太多，人必然也多，城市负担较大。天津也因此失去很多活力。”
在他看来——在几乎所有天津人看来——与北京相比，天津有很明显的错位竞争优势。如果北京突出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城市的优势，天津突出经济、港口优势，组合起来，每个城市未来都是2000多万人口，再加上周边地区人口，规模可以达到一亿，这将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城市综合体。
“大型制造业、高科技企业，可以来天津发挥它们的优势。”秦川说，“天津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北京虽然有16000多平方公里，但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是平地，实际上可用的平地比上海还少，上海是6800多平方公里。天津近12000平方公里，只有北部一点山，大部分都是平地，而且由于临海，很多盐碱地又不适合农业发展，反而更适合搞城市建设和其他产业。”
在最新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里，2200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区，将天津重新生生补足为一个以国际港为中心、以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海港城市，辐射中国北方。
他们规划了“一轴两带”。“一轴”是天津从西北方向对接北京、廊坊发展带，并且沿着海河延伸，通过中心城区，到滨海新区，再延至港口。应该说，这条轴是整个环渤海地区城市发育的最高级别。所谓“两带”，一条是沿着海岸的城市带，向南联接河北黄骅，向北联接河北唐山，另一条则是位于天津市中间位置的城市发展带，从天津的最顶部贯穿到最南部，向北连接河北承德，向南连接河北固安。
但是在我们的观感中，天津没有向西北对接北京，而是通过填海和挖掘航道，从渤海湾深处刺入海洋。我们看到，在渤海湾深处，所有的人都在赶进度，在和时间赛跑，和国家政策赛跑，和政府换届赛跑。在那个地方，河北与天津的竞争也呈现出白热状态。
比如，当滨海新区的战略给整个地区带来发展机会，唐山建设了曹妃甸港，沧州则建设了包括黄骅市、海兴县、黄骅港在内的渤海新区。单从港口来看，秦皇岛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等等，在功能定位上并不是不清楚，只是各自的腹地有所不同。秦川希望这里将来能够有一个港口群产生，在港口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也常常与黄骅、唐山的规划部门沟通，只是规划部门的沟通，并不能解决区域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最近，吴良镛教授在牵头做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报告的第三期，他想跳出各个行政区域自身的局限，从宏观角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三个地方都非常支持。只是，跨越行政区域做事情挺困难。”秦川说。
秦川的观点让我一再想起当年的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很多年以后，穆对前去寻访的人说，他依然坚持自己京津合并的观点，“虽然很多人反对，但我坚信我是对的。”
河北：农村包围城市
而河北省并不喜欢谈论京津关系这个话题。这本来就是一个三角游戏。他们显然更喜欢京津冀都市圈或者京津冀经济区的提法。吴良镛的“大北京”，准确的说法也是“京津冀北地区”。但京津冀三地互为表里，却不能肝胆相照，这是谁都知道的问题。
早在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曾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所谓“廊坊共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共同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三地合作终于从务虚转为务实。但是这一规划的编制颇有些吊诡，横跨了整个“十一五”也不见出台。据说规划上报国务院已久，本来2011年初即可获批，但风吹了很久，雨一直没有下来。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成了“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
而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京津冀都市圈”的概念被“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取而代之。在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与此相关的表述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这种变化多少有些突兀。
可以说，建设“首都经济圈”早已经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战略规划一直没有演变成行动计划。首都经济圈怎么规划？怎么建设？我们多次采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现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这些年来的回答，都是“正在谋划之中”。
谁也没有想到，进入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会得到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一时间成为中央政府的头号工程。
最新的消息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已经到了定稿阶段，最快于月底上报国务院，该“规划”直接地“回答”了习近平提出的七点要求。据悉，在这个规划里，发改委“初步”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覆盖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
我们还不知道，在最终的规划中，是使用“首都经济圈”概念，还是“京津冀都市圈”概念。
对“首都经济圈”这一概念，官学两界都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京津冀都市圈是一个三足鼎立、均衡发展的概念，北京应该强化自身的政治、文化、科教中心地位，向周边地区疏解经济功能。时代不同了，我们要从过去强调全国服务首都、强调外省市保障北京，向首都服务全国来转变。而“首都经济圈”这个提法，听上去还是要增强北京的集聚功能，特别是经济功能的集聚。联想到北京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越发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世界城市，显然不是那种单纯的政治、文化、科教中心，它应该具有全球影响的、复合的城市功能，包括政治、贸易、交通、信息、金融、教育、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也就是说，世界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全球资本、生产和市场的“控制中心”。这样的世界城市，对于京津冀而言，对于环渤海而言，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负拉动”？
但是，河北省没有纠缠于这些恩恩怨怨、坛坛罐罐。他们不再为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有关部门还在摸石头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河了。
2010年9月，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概念。2010年12月13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借鉴长三角、东京、首尔等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综合论证与北京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准确把握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态势和趋势，构筑与首都相协调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城镇职能体系。其规划范围，包括承德、张家口、廊坊和保定市域。
2011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首都经济圈”概念在争议中出炉，而河北省提出的“环首都经济圈”，对“首都经济圈”毫无僭越，几乎是无缝对接，而且还加上了“绿色”二字，变成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这是一张“生态牌”， 它让很多人以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就是首都人民的后花园。
实际上，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区域发展规划，它围绕北京布局了一大批产业基地，包括三大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三大新能源汽车基地、四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六大新材料基地、九大新能源基地和九大生物工程基地。
这些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的产业基地，就分布在环绕北京的14个县市的工业园区内。在河北省发改委公布的2011年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当中，这些地区被安排项目113项，项目总投资额约为3000亿元。
“现在（环首都）这个地方是一个贫困带，河北的贫困县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京周边，应该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2011年，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勇说，“我们要把贫困带变成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带，加快这里的城市化进程。”
有河北官员说，他们再也不想做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的事了。
2011年5月18日，河北省政府在廊坊举办“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期间正式推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让人感觉出一些别样的深意。
赵勇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缔造者，也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他说，“京津冀之间的合作确实是势在必行，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面临很多共同的课题，只有携起手来才能解决。”
他认为，“首都面临很大压力，人口压力、交通拥堵压力、产业升级压力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这些压力光靠首都自身永远都解决不了，应该走一条协作的路子。首都有些功能恐怕要向周边转移，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怎样再造功能、提升功能，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也有一个和北京、河北携手的问题。所以三个省市都面临着共同再造。”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首都钢铁公司搬迁到唐山的曹妃甸，尽管是行政手段使然，但还是拉开了北京产业转移的大幕。赵勇时任唐山市委书记，首钢搬迁的亲历者之一，他将这一模式看做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但是他也承认，这么多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合作还不尽如人意，“多少年下来，山河依旧”。
“多方面的原因，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牵动这三个地区实实在在的载体，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河北省推出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战略。”赵勇说，“一段时间以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得到各方关注，有的县委书记说，就像做梦一样，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项目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巨大的市场动力和需求，只要我们搭建平台、创造好的环境，就能实现快速崛起。我们在这里构建环首都经济圈，就是希望找到北京、天津、河北之间共享、共赢的战略平台。”
在某种程度上，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是一个“环京特区”。这些环绕北京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极为活跃的经济基点。河北省希望，将这些试管一样的基点逐步扩大，逐步连成一片，把首都团团围住，变成真正的环首都经济圈。
但赵勇仍然呼吁在国务院层面形成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成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最好是设在国家发改委——协调三个地方政府采取共同的行动。地方政府的创新，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与追认，才能争得法律上的生存地位以及未来的发言权。
滨海新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我还记得2004年的一次采访，当时滨海新区尚未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天津方面的领导人对我说，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为滨海新区“正名”。陪同我采访的天津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恺有些激动地说，“说到底，滨海新区只是在要一个发展权，它发展起来了，只是要一个认可，承认它，有什么风险吗？”
环首都经济圈的诉求或许跟滨海新区不一样，赵勇的呼吁更像当年于幼军主政湖南时的一次表态。有一年的全国“两会”上，于幼军呼吁国务院设立中部崛起领导小组办公室——既然有西部办和东北办，为什么不能有中部办？有了一个中部办，才能抓紧研究有关中部崛起的规划、政策，并将它们落到实处。我当时对此多有疑虑，还发表评论说，这会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利益集团，促使它们加剧争夺国家资源，使区域发展战略出现碎片化倾向。
但是对于京津冀这种本身就碎片化的区域经济体，如果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们面对着一个变化多端的经济社会，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联通关系呢？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穆学明的话：区域合作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搞不好呢？——你们这些比我年轻的人，一定会看到京津合并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