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的发展目标 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在中国人民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在面对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生态环境严峻、发展要求更高的新形势下，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圆满方案。经过学习，我们认为有四个亮点值得高度关注。
五中全会为“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应该说，这个目标既切合实际，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也基本具备了实现的条件，但是又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传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还没有达到工业化成熟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因素还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使得我国经济在未来五年里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到中高端。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从发展的波浪式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实际上这个调整期在2008年就已经来到，只是在“保增长”的刺激政策下有延续了几年。
另外，从世界经济来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而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必然要受到其影响。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由3.3%下调至3.1%，国际贸易增速仅为2%，前几年都保持在7%左右。今年二季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情况为：美国2.7%，欧盟1.5%，日本0.8%，新兴经济体也都比较低，有的甚至是负增长，巴西就是-2.6%，俄罗斯-4.6%，只有印度为7%，但是印度是由于近期调整了统计口径后取得的数据。因此可以说，将“十三五”规划中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调，又保证完成比2010年“翻一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仅是合理的，如果实现，也是成就很大、非常了不起的。
众所周知，我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经比较大了，2014年GDP突破了10万亿美元。按照这个基数，现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5年前增长1.5个百分点，10年前增长2.6个百分点。现在增长7%，相当于10年前增长18%还多。在世界经济形势如此不好、国内“三期叠加”、产能过剩严重的条件下，中国能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已经是难能可贵、创造奇迹了。
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将创新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虽然经过前30年的努力，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研发体系，但是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工业化水平大大落后，而且就科技水平上来说，总体上也处于落后很多的状态，而改革开放不仅打开了吸引利用外资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技术引进和科技交流的大门。但是就技术进步来说，这30多年里，我们主要还是走着引进、吸收、改造、扩散的路径，真正自主创新的地方并不多，这确实使我国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工业快速发展。虽然这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也体现出工业化过程中“雁行规律”，中国工业总体上在世界上还处于中间水平。
但是，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国内资源、环境的约束，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已经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的空间越来越小，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来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方面，尽管中央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在“科学发展观”中也有比较充分的表述，但是像五中全会上提到这样的高度，还是首次，这既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和实施“双创”，依靠创新来建立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思想深化，也是“十三五”和未来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导向。
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新要求不仅体现了中共中央把握世界大势的战略眼光、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谋划能力，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走向世界的客观要求，是落实“一带一路”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两个“充分利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对外贸易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2997亿美元。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以后，国家及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使得对外贸易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最大的工业制造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过去那种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和低端产品为主的产品贸易，越来越失去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而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挥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在过去的10年里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大国经济地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来说，还是远不够的。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和产能多余两大优势，加快资本、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以尽快扩大和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能力，必将成为未来十年至20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而这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也就必然要求我们有新的理念、战略、策略、政策和新的合作方式，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并在其中发挥主要影响作用，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与时俱进地建立更公平合理、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应发挥更大作用。
强调必须坚持“共享发展”
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四个转型同时进行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市场化，三是城市化，四是国际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明确的共同富裕目标，但是由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闲置在收益非常低的农业，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发展是硬道理”决定了加快发展处于优先位置，而分配则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因此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分配上就处于主导地位。
上述四个变化，尤其是市场化所产生的“马泰效应”，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当1997年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后，尽管内需不足头一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我国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但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国内消费也由“衣食为主”的温饱型向“住行为主”的富裕型升级，加上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投资空间很大，因而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受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中国经济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呈现出“重化”工业化的特点，房地产、铁路、公路、基本建设等迅猛发展。
虽然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行了“反哺”和大量“惠民”政策，财政也开始了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给和“均等化”，使得收入和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是成效尚不突出。
这次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作为指令性指标，不仅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显示出党中央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实际上，“共享发展”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强调的建立经济发展“双引擎”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